经济是发展了，但普通市民的工资涨幅却远远无法追上房价的涨价速度。

多年来，政府同开发商大刮地皮，实行高地价政策，靠卖地皮维持庞大的开支，至今尚盈库存几百亿港元。

高地价肥了政府和开发商，却苦了贫民百姓。

这些年来，香江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亿万富豪，大多是靠着地产发的家。

这些地产大亨赚的钱里，又有多少是民众们的穷极一生的血汗钱。

即便如此，那些能以一生的血汗钱买到一块立锥之地的普通民众已经算是这座城市当中的幸运儿了。

一呎上千元的畸形房价，让更多的人只能望楼兴叹。

一方面是空置的数万个单元无人居住，一方面是上百万人仍住在危险的木屋区和如九龙城寨这般的贫民窟。

还有那些在码头和天桥的廊下露宿的流浪者，无不在用他们的境遇诉说着这座城市底层人民的血泪史。

八十年代的香江在那些影视作品中，似乎永远是那样的繁华祥和，却没人关注过这座城市背后的伤疤。

短短几天时间里，刘以鬯、舒巷城、西西等多位知名作家陆续在多家报纸上发文盛赞《寄生虫》。

八十年代不仅是内地文坛的黄金时代，同样也是香江文坛的黄金期。

在度过了七十年代的“阴暗期”后，八十年代以来香江文坛出现了难得的蓬勃发展机遇。

包括香江文学艺术协会等一系列的文学团体成立，《文艺》《当代文艺》《素叶文学》等文学杂志纷纷创刊，青年作家陆续涌现，香江文坛一片朝气蓬勃。

在这样积极的大环境下，这些作家的声音比以前更能够让民众们听的清晰、真切。

在诸多发文的作家中，尤以刘以鬯在《明报》上发表的文章赢得了众多读者的认可和赞誉。

他在文章中说：

“《寄生虫》中最后爸爸老金躲进了豪宅的地下室成为了‘寄生虫’，儿子写信说会计划新的生活，把那座豪宅买下来，让老金正大光明的走出来。

可这一切只是儿子的美好想象，那种美好的想象与苍白的现实所产生的碰撞比之前的爆裂的杀戮更震撼人心了一百倍。

让人在阅读过后内心久久不能平静，仿佛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席卷，留下满地的震撼与沉思。

我以为林生是内地生人，于香江社会总难以亲近、关切。

然而《寄生虫》一书所展现的对香江社会鞭辟入里的深刻剖析，却是许多香江土生土长的所谓‘本土作家’望尘莫及的。

他如同一位执着手术刀的精诚良医，精准剖开了香江社会贫富差距的脓疮，将人性的复杂与挣扎、社会阶层的矛盾与对立赤裸裸的展现在读者面前。

吾辈拍马难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