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灞桥折柳”的那个“灞桥”。

春秋时秦穆公建灞桥，《雍录》上记：此地最为长安冲要，凡自西东两方而入出峣、潼两关者，路必由之。

王昌龄著《灞桥赋》曰：惟于灞，惟灞于源，当秦地之冲口，束东衢之走辕，拖偃蹇以横曳，若长虹之未翻。

从他们的口中，我们依稀可以窥见如今的农村在千百年前也曾是人杰地灵、风云汇聚之地。

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我读沈丛文的文章，就对湘西多加注意，据史料记载：

在公元三世纪以前，苗族人民就已劳动生息在洞庭湖附近。这里也就是苗歌中传说的‘东海’附近，为古之楚地。

后来，由于受天灾人祸所逼才沿五溪而上，向西南迁移。

这也就是传说中蚩尤为黄帝所败，蚩尤的子孙撤退到山中的故事。

苗族迁徙史歌《爬山涉水》，也隐约反映了这段西迁的悲壮历史。

这么多的例子放在眼前，让我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几十年来，我们对于‘农村’的定义是不是太过狭隘了？

或者我换个说法，我们的文学作品对于‘农村’的讲述是不是太过片面了？

我再进一步说，我们刻意将‘农村’这个概念从我们的文化中独立出来，更多的是为政治服务，但却忽略了我们民族文化的根。”

林朝阳讲话的语气不少有慷慨激昂的时候，他总是娓娓道来，不疾不徐，今天的发言他依旧是如此。

可在场众人听着听着，脸上的神情却越来越严肃，有些人连坐姿都忍不住正式了起来。

因为大家都发现林朝阳似乎在提出一个很大胆的概念——“民族文化的根”。

要知道在近几十年里，国内的文化界、文学界对于“民族文化”这个词是极其敏感的，因为这个概念与上面强调的意识形态是有些格格不入的。

众人咀嚼着林朝阳提出的这个概念，面露沉思。

那些原本对于之前的发言兴致寥寥的外省作家们这会儿脸上也露出了兴奋之色，很显然林朝阳的发言刺激到了他们内心的兴趣。

林朝阳没有去看在场众人的反应，而是自顾自的继续说道：

“我个人认为，文化是根植于民族主体之中的，而文学则是文化的具体反映。

轻易的隔断传统，失落气脉，那么我们的文学必然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根之木，很难有新的生机和生气。

五四以来，我们的文学界习惯了朝西看，如饥似渴，勇破禁区，大量引进、模仿、借鉴外国文学作品的创作思路、技法。

我不能说这种做法是不对的，因为我本人也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滋润。

但我们应该明白，外国的文学所反应的是外国的文化、外国的历史，冒然僵硬的套用在中国身上并不是一个好选择。

我们的作家应该将目光投注到我们脚下的国土上，不仅仅是关注政治，关注现在，也要回顾我们民族的昨天，展望我们国家的未来。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的这种想法是出于恋旧情绪、地方观念或者是对某些落后文化的复辟，但我想说的是：

对于民族文化以及历史的重新认识和民族审美意识的觉醒，关乎到我们中华民族今后走向伟大复兴的脚步是否坚定。

如果我们一味的去用政治的角度去看待文学创作，又或者是一味的追求其他民族的表现形式，那么这两种行为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迭代发展、向上追求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认为：人的特征是有很多层次的，浮在表面上的是持续三四年的一些生活习惯与思想感情，不消几年就全部换新。

下面一层略为坚固些的特征，可以持续二十年、三十年或四十年，要等那一代过去以后，这些思想感情才会消失。

往下第三层的特征，可以存在于一个完全的历史时期，虽经剧烈的摩擦与破坏还是巍然不动，比如说古典时代的法国人的习俗，这个特征附带或引申出一大堆主义和思想感情。

但这无论如何顽固，也仍然是要消灭的。

比这些观念和习俗更难被时间铲除的，是民族的某些本能和才具，如他们身上的某些哲学与社会倾向，某些对道德的看法，对自然的了解，表达思想的某种方式。

要改变这个层次的特征有时得靠异族的侵入，彻底的征服，种族的杂交，至少也得改变地理环境，迁移他乡，受新的水土慢慢的感染，总之要使精神气质与肉体结构一齐改变才行。

丹纳是个‘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他对于文化的某些见解不需要被我们完全赞成，但他至少从某一侧面帮助我们领悟到了所谓文化的层次。

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珍视我们民族的文化，将所有的东西都一股脑的视为糟粕，封禁焚烧，大家想没想过长此以往的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