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并没有做出这么“极端”的规定，在明朝洪武十五年，朱元璋颁布的圣旨中写的是：百姓受了冤枉，只允许在地方官府伸冤，然后自下而上，最终交到朱元璋手上，而不能直接就一路跑到京城来找朱元璋告状。

“凡军民，诉户婚、田土、作奸犯科诸事，悉由本属官司自下而上陈告，毋得越诉，輙赴京师。”

毕竟他是皇帝，日理万机，不可能一口气处理那么多事。但很快朱元璋就发现，这样的处理方式局限性太大。地方官员们很容易就把事情压下来，将状子烂在自己手上，并不上报，甚至私自殴打伸冤的百姓，使得老百姓有冤没处诉，这规定也就越来越起不到作用。

见到这种情形，朱元璋自然大为光火，他愤怒之下，终于在明朝洪武十八年第一次发行的《大诰》中作出了新规定：地方府、州、县的官吏，如果残害百姓，贪污腐败，那么允许当地的老百姓直接到京城向朱元璋本人告状。老百姓告状的路上，任何人都不得阻拦，即使他们没有“路引”，也就是过路的凭证，只要手持一本《大诰》，就可以畅通无阻。如果还有人敢阻拦他们，那么全家都要处死。

为了防止地方官员继续像以前一样殴打百姓，朱元璋对那些阻拦百姓告状的官员下手极狠。在《大诰》中，朱元璋就记录了几个因为阻拦百姓告状而获罪的例子。

有个叫何添观的官吏，因为阻拦百姓告状，就被处以“刖刑”，挖掉了膝盖。在这样严刑峻法的压力下，各地百姓自然可以比较方便的告状，同时，那些官员们也都战战兢兢，不敢再阻拦了。当然，朱元璋也会对百姓说的情况进行细致调查，一旦发现这些老百姓是诬告，他也会严加惩罚，因为“奸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为所诬多矣”。

除此之外，朱元璋还会主动去接触地方百姓，与他们交流，他曾经亲自接见前来纳粮的百姓，问他们地方情况如何，也曾召来地方的地主富户，严词训诫他们，比如明朝洪武二年，朱元璋就召来部分浙西的富户，教训他们“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

这也是朱元璋喜欢进行微服私访的原因。

所以当朱元璋、朱标听到有人手持《大诰》告御状的时候，颇为吃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