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而已。

不光是蒙童和教书先生争相阅读，这书还直接启发了本时空教材的编写思想。

以前的大明根本就没有教材这一概念，全天下的书院都用着同样的三百千加上四书五经。考童生考秀才对着的是这几本书，考到进士对着的也是这几本书，学生能把四书五经理解到什么程度，一部分看悟性，另一部分基本上要靠能不能碰到一个好先生。

而王文龙的《语文》《数学》《自然》三部著作出版之后，大明的读书人终于才意识到：教材和哲学书是不同的东西。

开始有人学习王文龙的写作方法，将教学内容按课时和知识点独立编出来。

至万历末年，《语文》已经在全天下普及，并且启发了一大批类似的教材，连程文墨卷的编写体例都改变了。

教材质量的提升直接带来的是教育效率的提升，江南百姓的识字率以一种缓慢但显著的方式迅速攀升，一代人内就会带来显著影响。

而王文龙的《衡山书斋三部》被认为是这一教材启蒙运动的发轫之作。凭这三本书，王文龙就已经成为明代文化史上地位无法撼动的伟大教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