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沈有容一番解释王文龙才明白是怎么回事。

赵士桢出生于官宦之家，但是却没有什么科举功名，他二十多年前能够当官是因为书法写的好才被万历皇帝赏识，给了个闲官。可他明明是“他途入仕”，但是赵士桢却一点都不觉得自卑，反而非常自负，即使面对高官公卿也没在怕的。

此君自负到什么程度？当年张居正丧父，特旨“夺情”不回家奔丧，大臣们上疏攻击张居正恋权，万历皇帝和太后为了保住张居正的名声，将一些闹得利害的大臣抓去打庭杖。京城之中反对这种处理的声音不在少数。

这时赵士桢就跑了出来。他一个八品官居然“不畏干连，予以调护”，主动参与文官们和张居正的斗争，方式是跑去跟万历皇帝表示：文官们说的其实也有道理，看我的面子别打他们了。

给万历皇帝整的都无语了。

赵士桢这样的性格在京城之中自然备受排挤，善于发明火器在这年头也不算啥受重视的能力，赵士桢当了十八年的八品小官，才终于身为七品下的中书舍人。

而且他因为得罪的人太多，当上中书舍人还经常受到诽谤，现在赵士桢之所以对谁都充满戒心，是因为妖书案结束后京城中不知道哪个人造谣说其实此案的妖书是他写的。

这样的造谣还真有不少人信，赵士桢在京城之中得罪的人太多了，妖书上牵扯的几乎所有官员都和他有矛盾。

赵士桢有口难辩，而且也真的害怕，正好这时徐学聚邀请他前来福建造火器，于是赵士桢连忙逃出了京城。

不过经过此事赵士桢整个人都变得神经质，总觉得有人要害他。

此君原历史上经此一事就抑郁成疾，他多半是得了什么精神疾病，在这年代确实没法治，王文龙也只能在心中感叹天妒英才。

于福清水寨歇了一夜，王文龙便返回福州的宅子，第二天一早敦古斋的掌柜就找上门来告诉王文龙样书已经印好。

王文龙回福州路上经过建阳时专门去拜会了在建阳的几个老朋友，走动之下才晓得去年诚德堂主熊清波已经去世了，王文龙颇为惊讶，到墓前去拜过，询问得知如今诚德堂已经交给了熊家的小辈经营，方向有些调整，暂时没有办法开印新书。

余象斗的书坊现在也把印刷方向转向专印油印快书，今年也没有开印新书的打算。王文龙感觉随着这两年江南书坊的崛起，建阳书坊的经营方向已经都趋向于低价竞争，过去建阳书商还有印刷精品书籍的能力，但现在却越来越没有人去做好书了。

王文龙只好回到福州放出消息寻找可以合作的出版商，不久之后敦古斋就派人上门。

敦古斋也是闽本印刷历史上有名的书坊，地点位于晋江，创立时间比诚德堂和双峰堂都要早，宣德年间就已经有敦古斋书籍流传于世了，王文龙记忆之中这家书坊后续的发展也还不错，一直到崇祯年间都还在经营，品牌信誉是有的。

敦古斋和王文龙合作的态度也很积极，双方商议定之后这才不到半个月就拿出了第一批蓝印本样书。

这么快的速度自然是蜡版油印。油印技术经过几年的发展，早已经是今非昔比，王文龙在福州的油印作坊已经开始生产可以长久保存的优质油墨了，配合上精细的刻板工作，已经可以承担高质量书籍的印刷。

而在这过程中王文龙的作坊生产的油墨和蜡纸已经垄断了整个福建的市场，每年能给他带来二千多两的收入。

王文龙仔细翻看了书籍，发现印刷质量相当不错，而且还是用的套色印刷，书籍的正文用蓝黑色的字体，而句读则用红色圈点，一些甲骨文、金文的图例也用两种颜色的强烈对比突显出文字内容。

王文龙的生意到处都在挣钱，而与此同时，颇有钱财的徐兴公却日子过得有些拮据。

几年前徐兴公和叶向高、曹学佺等福建名仕组了一个“芝山诗会”，万历三十一年，曹学佺丁忧将满马上就要回朝廷任职，徐兴公等人决定给他办一场送别会。

最开始只是一些福建诗人自己搞的机会，但是因为徐兴公这些人都是名士，朋友遍天下，发起集会之后报名人数越来越多，最后这场诗会直接变成了闽浙两地文人的大集会，聚集了词人名士上百人，办会地点也从原本的芝山改到了福州的乌石山凌霄台。

这年代又没有准时的交通工具，参会人员不可能同时到达，所以会期也拉长了。

此会从万历三十一年中秋一直延续到万历三十二年年初，史称“癸卯中秋大会”，这次盛会和后来万历四十七年南京的“秦淮大社”并称万历年间两大盛会。

时人记载场面乃是“丝竹殷地”“列炬熏天”。

这场聚会还成为闽剧的转折点，曹学佺在会上让自己的家班演出他所编写的几出闽剧，和闽浙两地的戏曲名家共同探讨改编闽剧的音律和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