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天，会芳里。

冰消雪融，四月春暖。小风一吹，不冷不热，正好。

掌灯时分，声乐悠悠，店里渐渐开始上人。

许如清换上一身荷叶绿的旗袍，照例在大堂内左右逢源，说说笑笑。大茶壶福龙肩上搭条手巾，点头哈腰地迎宾送客，自然也不得闲。台上的乐班奏曲，簇拥着中间一个姑娘，左手操着鸳鸯板儿，右手拿着鼓箭，咿咿呀呀地哼着奉天大鼓。

别看门口那边仍旧是人来人往，似乎从不断绝，可如今的“会芳里”却要比前几年冷清不少，时有空桌出现。

怎么呢？

原来，周云甫这几年生意不顺，不止来源于官府衙门的打压，同时还有来自外地的冲击。

自日俄战争结束、奉天开埠以来，商业繁盛，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到此谋生，各行各业，竞争激烈，就连娼馆生意也未能免俗。

早年间，奉天的娼馆大多平平无奇，经营的项目也就是“开盘子”和“拉条子”两样，里面唱的小曲儿，也都是大鼓调、梆子调，会唱西皮二黄的不多，姑娘们也大多来自京津、山东等地，少有土著。

那位说了：咋关外的姑娘就清高？

这话说的，同样是人，哪有那么大的分别，关外钻苞米地、开半掩门的土窑，当然也不少。

不过，这娼馆既然是一门生意，里面自然也有门道，绝不是单靠色相卖肉就能红火。

虽说这几年奉天站起来了，电灯电线接上了，瞅着挺冲，可要跟京城、江左这些繁盛了百年的富贵之地相比，到底少了点底蕴，有些生意，做的又傻又愣，力气没少使，钱却不多赚。

以娼馆为例，只知道“开盘子”和“拉条子”才能挣几个钱儿？得是“叫局”、“出外条子”、“花酒”、“博戏”，样样都占点儿，再叫几個窑姐儿定期出门“遛弯儿”，给自家打广告，生意才能做大。

许如清正是因为江湖出身，见多识广，这才能独挑大梁，把“会芳里”经营成奉天独一档的娼馆。

可是，自光绪末年开始，尤其是这几年，奉天南来的日渐增多，水乡女子，温柔娴雅，别有韵味，自然吸引了不少客人。

由此，奉天娼馆渐渐分出南北两帮。

这还不算完，城里又陆续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毛俄娼馆”、“东洋娼馆”乃至“高丽娼馆”，加上官府为了便于管理，陆续将城中散妓集中在小西关附近，又招引不少客流，致使“会芳里”遭受重创。

穷则思变，周云甫最终决定，也在小西关另辟一处地段，盖起洋楼，等落成之日，再叫许如清领人搬过去开张。

好在有“串儿红”坐镇，在这新旧交替的空挡，“会芳里”的生意，虽然有些影响，但靠着多年积攒的老主顾，也算不失昨日风采。

别人不说，巡防营管带王延宗，那可是定期光顾，从来不落下。

每次一到发饷的日子，王延宗必定来到“会芳里”，跟许如清打过招呼后，直奔二楼雅间——不为别的，就是冲着赵灵春来的！

几年时间，这赵灵春夜出落得亭亭玉立，不仅肤白貌美，云鬓如烟，而且跟着许如清，有样学样，也渐渐变得伶牙俐齿起来。

只可惜，她那眉骨上的一道疤，让她注定当不了头牌。

这人呐！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哪有那么多连打带骂的苦情戏？

这赵灵春自打被冯老太太送给了许如清，进了“会芳里”，时间一久，不用人逼，不知不觉间，就也逆来顺受，跟着下了海，当上了窑姐儿。

只在夜深人静，对镜卸妆的时候，她才会像丢了魂儿似的忽然怔住，恍然想起自己名叫何春。

世道艰难，人人都不好过。

你说你身世悲苦，咋就知道别人一定是顺心称意？

说得多了，只会被人骂作矫情。

久而久之，再多的苦楚，也只能自个儿往心里咽，整日愁眉苦脸，做给谁看，谁又关心？

于是，赵灵春干脆把心一横，在外人面前，扮作开朗活泼，终日嘻嘻哈哈，甚至有点疯疯癫癫。

没想到，她越是如此，生意反而越是不错。

原来，南帮的窑姐儿，讲究的是羞羞答答、含情脉脉，招人疼、惹人爱；可北帮，尤其是奉天的窑姐儿，对客人却总是以打骂为亲。

关东的爷们儿还真就好这一口！

姑娘羞赧着低头不语，嫖客见了不开心，以为是瞧不起他；非得跟他来几句冲的，照着胳膊猛一打，骂一声“损色，臭不要脸”，他就美了，觉得这是姑娘跟他亲。

尤其这个王延宗，平常跟手下吆五喝六的，瞅着挺像那么回事儿，可一见了赵灵春，立马就成了个憨子，没事儿就拉着人家的小手，腆着个大脸起腻。

“春儿！要不我给你赎出去，你跟我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