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党国的栋梁都像春风这甥舅俩一样那该多好啊！

老戴成功刷了一波“忠诚度”后，拿着“侍从长”的手谕交予了张贯夫，命令张贯夫进行仿照，并交代一定要留下微不足道却足以致命的破绽。

张贯夫的假钞小组中，各类“专家”云集，以能仿制假钞的水准，仿制一份留有破绽的手谕实在是手到擒来，不到两天时间就仿制成功了。

老戴拿到张贯夫的假钞小组仿制的“手谕”，研究了一番后，决意让张贯夫的假钞小组多仿制几十份——自家外甥今天能策反周佛亥，那明天就能策反李佛亥、王佛亥、赵佛亥，这些手谕说不得什么时候就能用上。

几天后，张安平收到了加急送到了淞沪指挥部的手谕，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老爹的假钞小组已经开始批量制造这种手谕了，仔细研究一番确定看不出破绽后，便亲自带到了上海，联系周佛亥和其进行交易。

两人秘密见面，周佛亥拿到手谕后仔细端详起来，张安平见状在一旁嘲弄道：

“周先生，你觉得这东西还有假的吗？”

不等对方回答，张安平又道：“搁古代，伪造这种东西可是诛九族的大罪，张某作为军统特工，这种禁忌岂能不知道？”

周佛亥哈哈大笑：“张长官误会了，我是好久没看到委座的笔迹了，一时间难以自持而已，勿怪，勿怪。”

因为张安平的打岔，周佛亥也结束了对手谕的鉴别工作。

其实他很熟悉大队长的笔迹，看到的第一眼就确定这是“真迹”，再加上张安平如此说，他也彻底放心下来，随后便将准备好的印钞模板交予了张安平。

在两人分别以后，周佛亥立刻让自己的妻子将这份来自“大队长”的手谕送到了香港，让其放到银行保险柜中储存起来，并再三叮嘱妻子：

“这是我以后保命的东西，一定要保存好，其他的不要问，什么都不要问。”

……

假钞模板被张安平派人送去了重庆。

随着假钞模板的抵达，张贯夫手上的假钞小组立刻进入了紧张有序的仿制工作。

随着几轮仿制的结束，假钞小组生产出来的中储卷，跟汪伪发行的中储卷已经没有了任何区别。

可以这么说，张贯夫领导的假钞小组，完全可以改名成“中储卷生产小组”了——在要技术有技术、要模板有模板、要凸版印刷机有凸版印刷机的情况下，他们生产的根本就不是假钞，而是重庆国民政府免费替汪伪“代工”生产的真钞！

中储卷是今年元旦时候发行的，但在发行之前，汪伪可没少下力气，刚开始的时候，为了保证购买力，还做了诸多的措施，甚至以1：2的比例兑换沦陷区内流通的法币。

中储卷迄今为止流通了不过七个月，还没开始大规模滥发，甚至连面额都暂时还有良心，最高不过是十元面额，并辅以1、2、5的角币和1、5的分币。

经过七个月时间的酝酿、维持购买力，在沦陷区内的流通量，差不多和法币持平了——这还“多亏”了汉奸集团卖力推广的原因。

可以说这个时候，对刚刚造出了“中储卷”的军统来说，正是最好的机会！

经过二十多天的奋力囤货，军统囤积了足够数量的中储卷后，便开始通过沦陷区的区站组能触角进行了中储卷的“推广”工作。

短短一个月不到的时间，无数的10元面额的中储卷被军统使用，大量的物资被扫荡，当日本人和汪伪政府反应过来的时候，都直接懵了。

就连知道情况做好了准备的周佛亥都懵了。

要知道为了确保中储卷的公信力，元月发行的时候，汪伪的中央储备银行，只发行了1370万元，且还购买了对等黄金和英美货币作为保障。

这也是中储卷从发行到现在，没有引起大规模抵制的原因，毕竟购买力和公信力暂时是值得信任的。

可是，在现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市面上流通的中储卷数量，粗略估计超过了两千万——真实数字可能更多，可能直接翻了一番。

货币的快速“滥发”，必然导致物资的飞涨、导致货币购买力和公信力的下降，最关键的是这超发的货币是军统干的，而军统将这些货币流入市场的方式就是“买买买”，也导致大量的物资被军统席卷而走。

当他们关注到市场的情况的时候，军统早已经将手中的中储卷“散”出去了，也完成了全身而退的工作，只留下了满市场的狼藉和被干翻的中储卷。

好端端的中储卷发行计划和节奏彻底被打乱。

汪伪政府和日本人接连开会，商讨应对方案。

但他们就跟国民政府面对伪钞时候的反应一样，只能徒呼奈何，除了打击外，似乎别无选择——但操蛋的是军统“砸”过来的可不是伪钞，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