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为欣赏的正直之辈，都刚正不阿。

见到乱象，自然要悍然抨击，绝不会坐视不理。

“你！”

钱延年大怒。

又有其他人站出来说道：“陛下，考成法，恶政也。这样下去，官员眼中只会有政绩，而忽视了民生。”

“笑死，说的好像天下官员以前就在乎民生一样。”

王质说道：“至少如今考成法之后，官员反倒能够做些事情，不至于像以前那般尸位素餐，蝇营狗苟。”

中书舍人钱希白道：“私以为考成法会留下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官员在实际处理政务当中，本来就应该灵活处置，若是一位追求教条，难免死板，未必不能害民。”

“今日之事今日做，明日之事明日做。这考成法本就是严格执行了考课制度，以往考课形同虚设，如今严苛起来，你们反倒是不能接受了。”

王素予以反驳。

“非也，天子圣明，虚怀纳谏。但群臣也非不尽心做事，只是稍有疏忽，辄奋袂而起，恶声相加，声名尽毁，何至于此呢？”

“所谓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有功当赏，有过则罚本就是朝廷法度，尔等要蔑视祖宗之法？”

“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若是日日紧绷，天下官员还不得发癔？何况乱中出错，这并非好事。”

“我看不尽然”

当下反对派与御史台及少量范仲淹支持者进行了辩论。

到这个时候其实还算好。

因为他们只是围绕着废除考成法的事情讨论，还没有上升到伱死我活的地步。

这一点宋朝比明朝稍微强点。

即便是王安石变法那么激烈的时期，双方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司马光也就骂了一句王安石“不晓事，又执拗耳”，双方最多就是争论的面红耳赤，倒不至于破口大骂。

明朝就有意思得多，对骂都是小事，一言不合就演全武行，激烈程度倒是比宋朝强不少。

但随着争论加深，双方就不可避免地开始上升。

有人说道：“臣弹劾范仲淹任人唯亲，御史台皆是他的耳目。我听说进言的人都希望陛下以尧、舜，而不知道要求辅臣以皋、夔。陛下有采纳规谏的明，而辅臣却阻塞了言路，长久以往，国家如何安宁？”

“哼！”

变法派御史立即驳斥道：“御史台上对得起天子，下对得起庶黎。亦从未阻塞过天听言论，此抑损之说，子虚乌有，汝等要诬告构陷否？”

“太祖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

又有人道：“今政制院立，范仲淹安然以宰相自居。其军中又树有威名，时不宜再掌政事。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覆，司监奉行，未闻宰相有举劾也。新法之下，人人无所遁形，事有利弊，皆能分清对错。”

变法派驳斥道：“无管当朝权贵，亦或者王公大臣，皆按部就职，凡有过者及时能察，此非祖宗之愿，天下之愿者？”

“考成定令，御史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政制院，一送检法案。府衙延迟，则部臣纠之。诸部隐蔽，则谏臣纠之。御史隐蔽，则内阁纠之。”

反对派继续说道：“夫部院分理国事，谏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宰辅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仲淹创为是说，欲胁制臣等，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无人胁制尔等，皆是为国效力，况祖宗之法便令百官各行其职，诸臣懈怠，御史台有责促其行事，这亦是御史自设立以来，千百年之未变之法也！”

变法派同样继续反驳。

“新法下，近中外臣僚或大臣交攻，或言官相讦，始以自用之私，终之好胜之习。好胜不已，必致忿争，忿争不已，必致党比。唐之牛、李，其初岂不由一言之相失哉？是为竞胜。”

反对派又说道：“佞谀成风，日以浸甚。言及大臣，则等之伊、傅；言及边帅，则拟以方、召；言及中官，则夸吕、张复出；言及外吏，则颂卓、鲁重生。非藉结欢，即因邀赂，是为佞谀，如此岂能长久？”

“呵，尔等也好意思提及伊、傅，方、召，卓茂、鲁恭？新法当中，纠察了多少贪官污吏？吕夷简之子，漏泄除拜以市恩，时人比之窦申。吾观之不似窦申，乃吏部尚书也。”

“休要巧舌如簧，我等担忧的是国之不国。今得一严旨，范希文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范希文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范希文甚于畏陛下，感居范希文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令国之不国的终究是尔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