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说农会听不听地方官府的命令，万一百姓拉帮结派，岂不是更容易出现起义的状况？”

范仲淹表达了不满。

古代社会权力不下放到基层，而是由地方乡绅、地主、宗族管理自然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让百姓自治，一旦天灾年月，那么多百姓聚众抱团，很容易造成起义。

所以这个策略简直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然而赵骏也有理由的，他说道：“这是我根据实地考察出来的结果，我发现地方上百姓的积极性还是非常高，只是受到的束缚太多，生产力提升不上来。”

“若是组建农会，农会直接对地方官府负责，可以看做是乡政府，拥有一定权力，如果乡里出现什么问题，农会应该积极参与管理，并且报告给官府，就非常有助于官府对基层的把控。”

“像争夺水源、村寨械斗，就能够通过农会和官府进行协调。另外由官府与农会共同组织合作社，官府收购农民手中多余的农具、牲畜、粮仓等，充当公共农具共用来释放生产力。”

“农会组建后，农民互相帮扶，互相救助，这样也能增加生产力，提高工作效率，我个人认为是一举多得的办法。如果你觉得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再商榷吧。”

其实这个办法除了是赵骏自己考察地方农民百姓认为可以做的以外，还有这也是后世我军在根据地的办法，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

但拿后世的办法套在古代，有些可能用处比较大，但有些就不一定能实现，甚至可能起到反效果。

范仲淹还是摇头说道：“你虽然下了基层调研，可你毕竟没有长时间在古代农村生活过，有些太过于想当然。虽然你批判乡绅、地主、宗族管理是封建糟粕，但至少在这个时代，有它存在的理由。”

“那你说说吧。”

赵骏并没有反驳，因为确实如范仲淹所说，他调研归调研，但并没有在古代农村生活。

范仲淹解释了一下情况。

很简单。

古代农村其实是个比较封闭的社会，有它的一套基层运行逻辑。

也就是乡绅、宗族和地主体系。

范仲淹认为，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标准，就强行打破这套逻辑，让官府试图插手基层制度，最后造成的结果可能就非常危险。

比如说通过农会确实限制了一定恶霸地主，但如果官府无法与农会达到亲密协作的地步，那么农会自治权利扩大的结果，就会是农会取代原有的乡绅、宗族和地主体系。

听范仲淹这么一分析，赵骏也觉得自己考虑得有些失当。

古代皇权社会就很难做到这样的地步，所以很容易造成农会失控。

想到这里，赵骏便说道：“你说的是对的，也确实是我没有做好，不过改革嘛，本来就是一步一步完善，咱们先进行讨论，最后拿出一个总结章程来。”

“我认为还是以吏治入手吧。”

范仲淹提醒道：“吏治是根本，先整顿好全国官场和胥吏，才能够把之后的政令下达出去。”

“嗯。”

赵骏点点头道：“好，那这段时间咱们先商量好吏治，考成法不用我多说了吧。”

“放心，我都已经完善过，各种考核制度，规章标准都已经做好。”

“那就行，我提前帮你完善了官员改制，把官员的职权划分好，就是为了考成法，这样做好胥吏这方面的治理，官和吏便能够大治了。”

“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满朝文武了。”

范仲淹忧愁道：“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冗官冗官，你把那些闲散官员都安排上岗了，现在又要用考成法淘汰掉，那不是阻力更甚了？”

“本来新组建那么多部门就要那么多官员，不然新部门的工作怎么展开呢？”

赵骏耸耸肩说道：“不要有心理负担，大胆去干吧。我和官家还有整个政制院，都是你坚强的后盾，好好利用起这次你积攒的威望，一举功成，将来你就是千古名臣了！”

“这苦差事，怕是骂声一片哦。”

范仲淹翻了个白眼。

庆历新政的第一步，自然就是搞好吏治，否则别的政策推广下去，以这黑暗腐朽的吏治环境，拿头去推广？

古代社会吏治搞得最好的是哪个？

那自然是张居正改革。

一手考成法下去，末位淘汰制，让明朝官员卷到死。

而且还有奇效。

比如打击贪腐，破除官僚主义，改革官场陋习漏风等等。

如据统计，在张居正主政的十年间，挖掘了一大批不称职、不干净的“大老虎”和“小苍蝇”。

因为执行考成法而被裁撤的官员竟然占到了官员总数的三分之一。

而且由于有考成法存在，“立限考成，一目了然”。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可以说效果斐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