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弟李从吉亦多有战功，刺探寻踪的本事更胜于俺，正好作得斥候营正将统领。”

贾敢喜道：“如此却好！”

当下二人又分说的些话，便自散了去。

翌日，众众将齐聚大帐，与王厚见礼，却独不见贾敢踪迹。

尔后着人找寻，只寻得贾敢兵牌鱼符，并些个文书等，且有一封书信具留众人。

贾敢书信中言称，自己身负兄仇，终不得释怀，又恐因此坏了众兄弟前程，损了义气，故挂印自辞，从此与众兄弟相忘于江湖。只他挂念手下一众出生入死的下属，恐为人迫害，欲托营事于徐京哥哥，希望其他兄弟能够成全。

王焕等人阅罢书信却都纷然，王厚却自感叹那厮端底好算计，竟使得以退为进的好计，以一己之力为镇南义军解了来自朝廷的压力。

实际上贾敢出走并不算甚大事，关键是他这种牺牲自己前途成全其他人的义举，却是十分符合大宋主流价值观，尤其是对大宋的士大夫更是如此。

在王安石、司马光之前的大宋官场上，却存在着一种很独特的政治氛围和传统。

比如某个很有才能的青年犯了错误，更高层的老前辈出于对青年的欣赏，以及对国家未来的考虑，往往会牺牲自己保护这位青年。

从早期的寇准、李迪，到欧阳修、庞籍、包拯、范仲淹等，都曾做出过这种牺牲，当然他们中的一些也曾是此般传统的受益者。

这一传统的受益者还包括王安石和司马光。

不过也正是这两个人彻底破坏了这一传统，更导致了大宋朝堂上的党争的明朗化、尖锐化、常态化。

如今的大宋官员虽然已然无法再维持先辈们的传统，但是他们确实十分怀念那曾经的美好时代，并对做出类似行为的牺牲者抱以天然的好感和敬意，哪怕这个人只是一个出身低微的山野蛮夫。

所以，贾敢的留言基本上都得到了落实安置，如徐京转任敢字营正将，李从吉接任斥候营正将等。

当然，贾敢亦免不了被当做逃兵，由河湟大营下发了缉捕文书，只不过这份文书并没有明发天下，只作为军档留存枢密院。

不久之后，李从吉率斥候营追踪得湟州蕃部主力，擒叛将赵怀德（陇拶，青塘主，此时为其弟所驱逐），引导宋军主力军击破溪赊罗撒（陇拶之弟，时强行取代其兄为青塘主）部落，于是青塘乃定。

数年战后，王焕等十将因功封节度使。

其中王焕获封河南河北（即洛阳）节度使，徐京获封上党太原节度使，李从吉获封陇西汉阳节度使，王文德获封京北弘农节度使，梅展获封颍州汝南节度使，张开获封中山安平节度使、杨温获封江夏零陵节度使，韩存保获封云中雁门节度使、项元镇获封琅琊彭城节度使、荆忠获封清河恩州节度使。

此十节度使，乃自大宋立国以来，江湖匪寇被招安后所获封的最高成就，由此天下英雄好汉（江湖匪类）无不以这十人为偶像和目标，却都想着再复制一遍其功业。

而令人称奇的是，这十节度使同样也是大宋朝廷镇压地方叛乱的急先锋。

不过王焕等人有感于江湖豪杰的艰难，却也与天下好汉作了一个潜规则。

但有受屈蒙冤的好汉，不管你是占山为王，还是落草为寇，只要不侵州害县攻城掠地，惊扰大局，十节度使便视而不见，任由其逍遥快活，否则必定剿灭不怠。

由是未来的十几年里，虽然宋微宗君臣折腾的天下粥粥，盗匪遍地，只这些个匪寇忌惮于十节度使，却不敢侵害州府。

地方官员虽然知晓民间已然糜烂，却不敢上报折损自家官绩，朝廷见各地州府官报无事而以为天下安定，再加上蔡京等奸佞上下勾结，谄媚事君，以致赵大书法家自诩“丰亨豫大”之盛世也。

直到未来宋江、方腊起事，四大寇作乱，赵宋君臣这种自我麻醉的局面才被打破。

当然，那却又是另一段故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