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泽报官从来不是目的，而是一种达成目标的手段。

实际上宗泽比任何人都清楚，指望找开封府解决无忧洞的问题根本就是痴心妄想，除非坐在南衙府尹位上的人是包孝肃。

可惜北宋一朝，前后一百八十余（有记载的183人）位开封府尹，也就出了这么一位真正的“阎罗青天”。

从宗泽报官，到二狗当街强杀差役，纵马京师长街，然后消失在无忧洞中。这一系列的事件串联起来，却成就了大部分京师人物难以安眠的夜晚。

不管是跟这一系列事件有牵连的人，还是没有牵连的人，只要是有所听闻的都开始躁动起来。

第二天清晨，虽然这一日并不是惯常的大小朝会日，但哲宗皇帝和绝大部分朝臣已然不约而同的齐聚紫宸殿，甚至都不需要哲宗派禁卫敲响景阳钟通知大家伙儿要开朝会。

按例行过朝仪，一众君臣升殿议事。

不等哲宗开口询问昨夜贼人大闹京师长街的情况，监察御史陈次升就直接开炮弹劾京城军巡司都指挥使玩忽职守，致使贼人于昨夜大闹京师，以致京城内军民震动。

说实话，这弹劾并没有什么，基本上算是题中应有之意。便是陈次升不出头，下面等着说这件事的御史、谏官也有一大堆呢。

问题在于陈次升是一个旧党官员，而且还是如今旧党一派在朝中的中坚和领头羊之一，偏偏他弹劾的军巡司都指挥使是新党领袖章惇的腹心小弟。

如果随便换个人来弹劾，不管是旧党的小卒，还是新党之人出面，都不会让人多想。

但是陈次升的首发出场，直接就让所有的人都开始犯嘀咕了，尤其是那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执独相——章惇。

新旧两党在经历了元祐、绍圣年间的两次权力交替之后，已经彻底势同水火，用“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这個词儿都不足以展现双方之间的矛盾冲突。

任何一方只要逮着机会，在对付另一方的时候，那真是：只要能整死，就往死里整。

而所谓的机会，往往却都是一些平日里看似很不起眼的小事，比如当初把苏轼吓尿了的“乌台诗案”，说白了只是苏轼的放荡性子发作随手写了几句牢骚而已。

再比如最近新党正在筹划的一起志在清扫朝中旧党骨干的大计划，被后世称为“同文馆之狱”的政治斗争事件，其直接起始源头同样不大，只是文彦博之子文及甫居丧时写给好友邢恕的一封牢骚信。

二狗在京师街头夜间驰马这件事，真说起来同样算不得甚大事。

但也正是这等看起来可大可小的不起眼小事，在事发殷始很容易让人忽略而放松警惕，等到政敌抓住机会发起攻势时，自然会因猝不及防而吃大亏。

所以陈次升甫一露头，新党成员立刻就上头了，接二连三的跳出来跟陈次升对着干，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昨晚到底发生了甚么，只是知道一些道听途说的传言而已。

而旧党成员同样也不会干看着自家大将被新党成员围攻，当即也跳出来跟新党成员对线，以缓解陈次升被集火的压力。

如此纷乱的局面自不是坐在龙椅上哲宗皇帝想看到的，而且相比于朝臣之间的争斗，他更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只可惜仅仅一夜之间，除了某些运气比较好的幸运儿，一般人便是消息再灵通，却也很难窥得整件事情的全貌。

便是军巡司掌握着最多的线索，却也只知道是有人从地下水道里冲出，于汴水秋声园附近当街格杀了开封府差役，然后夺马奔驰长街，并握有被杀死的差役尸首。

而开封府尹谢文瓘只知道自家派了一波差役去了地下无忧洞，查验某个姓宗的外地小官所汇报的有关无忧洞掳掠人口的事件，问题的关键在于，他等去的并不是汴水秋声园，而是观音院桥，那里却是颜树德的巢穴所在地。

至于另一位知道真相的开封府推官徐彦孚却没有上朝议政的资格。

章惇因着身份地位，掌握着最多的资源，故而能把各方面的情报汇总在一起，如那贼人并非一人，乃是与十几个妇孺一起从地下冲出，然后杀差役夺马奔驰，之后妇孺消失无踪，只有一个武艺高强的贼人引着六匹空马纵驰长街。

神卫军（北宋禁军上四军之一）都指挥使曹评，龙卫（同前）左厢第一军统制石澈，捧日军（同前）右厢第三军副将杨温皆曾出手拦截贼人，可惜却未能一举成擒。

天武军（同上）故都指挥使高公纪也已然加入了追捕贼人的行列，只是暂时还不曾与贼人碰过面，对此章惇深有忧虑。

像这种事实还没有明了的事情，直接上弹劾其实并不会有甚么结果，新旧两党的争执只是在表明各自的立场，并以此施压让有司（有关部门）尽快查清真相。

各自的潜台词就是：我们旧党（新党）可不好惹，某些人查真相的时候可不能把屎盆子往我们身上乱扣。

这种调查真相的工作自然不是由某一个部门单独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