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税赋，”魏良臣说道，“陛下曾与众臣讲述。炎黄之时，百工初立，甚至还用木头农具，铜材稀缺只能拿来造礼器，种地也不得其法收获甚微。那个时候，征不到太多赋税，也养不起太多军队。都是一些脱产的部落贵族，带领一群还需要种地的国人打仗。”

“后来铜器普及，可以用来做农具，耕种之法也更成熟。收获的粮食越来越多，能供养的军队也越来越多。由此崛起的方伯诸侯也越来越多，周天子得以统治天下。”

“再后来，有了铁器。有了铁做的农具，能开垦更坚硬的土地。”

“十人、二十人、三十人，使用铜制农具耕作一块良田。这就是井田制。”

“如果一家三五口，使用铁制农具就能耕作一块良田。那么井田制便没有存在的必要。同样的人口，能耕种更多的土地。诸侯有充足的钱粮，那么多余的人口，就可以征兵打仗。这就是战国！”

士子们听得目瞪口呆。

前面的历史知识，只是让他们眼前一亮，毕竟柳宗元就有类似观点。

但现在用铜铁、耕作、赋税来阐述夏商周演变，却是自古以来闻所未闻。

在三观受到强烈冲击的同时，仔细思考似乎又有点道理。

魏良臣继续说道：“秦灭六国，以秦始皇之残暴，为何柳宗元却说开创了天下为公？因为周朝层层封建，从诸侯到大夫，人人皆私，周天子无法征得钱粮赋税。一旦哪里出现天灾，其他诸侯是不会救助的，周天子也拿不出钱粮去赈济。”

“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秦始皇能统一征调钱粮。汉承秦制，最初虽分封郡国，但大势所趋怎能长久？最终还是推恩消灭诸侯王。汉武帝、汉宣帝统一征调，才打出大汉天威。”

“诸侯没了，却有世家豪强。因此汉代迁徙大族，聚陵而居。”

“世家豪强渐不可制，他们兼并土地、隐匿人口、逃避赋役。国家无钱粮可征，百姓无立锥之地，这便有了两汉末年之乱。”

“魏晋南北朝，世家更是变成门阀。修筑邬堡，控制人口，田连阡陌，累世卿相，左右朝政，宛如国中之国。”

“隋唐租庸调，以均田制立国。五姓七望带头兼并土地，均田制败坏，租庸调崩溃。朝廷不能供养军队，始有节度使，引发安史之乱。此祸延续至五代，前宋虽然统一，却始终无法收复燕云。”

“宋代的冗官、冗兵、冗费从何而来？”

“冗官是恩荫泛滥，做宰相的能恩荫几个子孙，做知府的又能恩荫几个子孙。国公能恩荫几个子孙，县侯又能恩荫几个子孙。就连皇帝生日，知州派儿子进京贺寿，这个儿子也能恩荫为官！”

“冗兵是因为要打仗吗？朝廷赋税日重，大族兼并无数，流民越来越多。只能不断的招募流民为厢军，最后全国军队竟有百万之众！”

“从范文正公，到王荆公，甚至是那奸臣蔡京。为何一直要变法？”

“就两个字：钱粮！”

“有士子问我，大明为何要打压义门？且拿江州义门陈氏来举例。”

“他们建书院和医堂，让族人都读得起书，让族人都看得起病。天灾之年，还会赈济乡里，即便外姓之人也能得活。这确实值得称道，不愧义门之名。但他们哪来的钱？哪来的粮食？”

“他们仗着钱多兼并土地，把同乡外姓变成客户。自己却免征徭役。甚至是隐匿土地人口，导致官府难征赋税。”

“地方官为了交差，只能加征当地其他百姓的税额。这导致更多农民破产卖地，江州陈氏又趁机兼并。导致官府更难征税，当地外姓之人赋税更重！”

“前宋拆分陈氏，他们在五县只剩47处田产。可仅仅过了百年，他们的田产又恢复到200多处。这些田产怎么来的？靠损公肥私，靠压逼外姓。”

“如果全天下的大族，都搞义门这一套。朝廷还怎么征税？剩下的小户小民，赋税该有多重？”

“到时候，再来一个方腊，再来一个钟相，朝廷哪还有钱粮出兵镇压？恐五代乱世再起！”

“现在，你们明白为何朝廷要打压义门吗？”

这个问题是张良佑提出的，他站起来端正作揖：“多谢先生教诲，晚生已知其中道理。”

陆陆续续，有数百学生站起，朝着魏良臣作揖。

剩下之人，有些不认可此理。尤其是对历史的阐述，他们认为汉唐乱世，并非土地兼并而起，而是因为昏君和奸臣作祟。

还有一些没啥反应的，纯粹是因为坐得太远，听不清楚魏良臣在讲啥……

魏良臣说道：“此番道理，陛下已写成《历史论》，正交给翰林院学者润色。今后科举的策论题，极有可能会考！”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