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位阁臣当中，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纸钞的，居然是武官转文官的种师道。

种师道的情绪非常激动，甚至站起来拍桌子：“不管是交子还是钱引，凡世间纸钱者，皆祸国殃民之物。纸者，非金非玉，竹木可制，一旦泛滥，祸患无穷。大户数代之经营，小民一生之积蓄，尽丧于此物者众矣。前宋之西军，便是葬送于交子钱引！”

众臣相顾，支持发钞者都不好接话，反对发钞者则连连点头。

种师道所言句句属实，而且有亲身经历的切肤之痛。

宋徽宗继位之初，交子就已经被玩崩了。

但赵佶和蔡京这对君臣，连陕西和淮南都发行铁钱，四川铸钱监业务忙不过来，甚至让浙江铸钱监帮忙造铁钱。他们怎么可能不盯上纸币？

崇宁元年，蔡京通过茶马司，强行在陕西发行交子。

由于交子在四川信用崩溃，刚开始蔡京还不敢玩太大。第一年只发行了三百万贯纸钞，而且拿出一百万贯铜钱做储备金。

在陕西初步取得信用之后，第二年竟在刚收复的河湟发行交子。

被派到河湟戍守的边军，所领军饷全变成纸钞。因为局部发行纸钞太多而河湟物资又严重不足，士兵拿着纸钞却要饿肚子，导致次年河湟边军逃亡大半。

第三年，蔡京又在河南发行交子。

第四年，除了两浙、两广、两湖、福建之外，就连江南和江西也都发行交子。而福建之所以不发行，纯粹因为那里是蔡京的老家。

就此，蔡京发行的交子，信用完全崩溃。

但依旧没有停下脚步，蔡京把交子改为钱引。换一个名字，换一个发行机构，继续他的疯狂印钞之旅。

数年之间，仅为了开销陕西军费，蔡京就发行纸钞2430万贯。

兰州与河湟一带，边军领到的全是废纸，年年征兵戍守，月月士卒逃亡。

直搞得全国天怒人怨，交子、钱引无法流通，宋徽宗和蔡京才终于被迫收手。

翟汝文接着种师道的话头说：“距离蔡京停发纸钞，如今还不到二十年。全国军民早就被搞怕了，尤其是士兵和商贾，他们一听到交子、钱引两词，首先想到的是逃难避祸。大明现在不缺钱粮，国库日渐盈余，为何要发钞引来天下疑虑呢？”

甚至就连陈东也说：“当年，蔡京在两浙也想发纸钞，商贾反应激烈串联罢市，甚至连纲运、漕运也受影响。为了漕运安全，蔡京才放了两浙一马。国朝以仁政立信于民，今发纸钱虽得其利，却是因小失大万万不可取也！”

张镗跟着说：“就算要发纸钞也不可作为军饷发给将士。稍不注意，恐有士卒哗变。”

一个又一个大臣发言，反对者占了一大半。

朱国祥、朱铭父子俩相视苦笑，都是赵佶和蔡京干的好事啊，滥发纸币把全国官商军民都搞出心理阴影了。

现在解释再多都没用，因为众臣都非常明白，他们知道纸币的好处和弊端，也知道只要不滥发就行。

问题是，一旦开了口子，谁能保证今后不滥发？

而且纸币信用破产，距今不到二十年，百姓还没从阴影里走出来。就算强行发钞，也很难保证其正常流通。

纸币流通，最重要的就是信用啊！

宋朝刚刚发行交子时，由于难以仿造，而且便于携带，那是真受百姓欢迎。一百贯的纸币，能换一百多贯钱，实际使用价值甚至超过其面额。

钱琛其实也是反对发纸钞的，但朱太子私下跟他沟通，此时不得不站出来说话。

他拿出一张已经做好的样钞，开始介绍大明纸币：

“此钱不以交子、钱引为名，而是叫做大明宝钞。”

“宝钞的防伪沿用交子，以十色笺印刷。宝钞背面，以明纹印日月图案。宝钞正面，以明纹印面额和山川宝鼎。”

“至于暗纹，则印大明圣天子之头像。”

“前宋交子，多采用红黑两色套印。官家嘱托工部匠人，创四色套印法，大明宝钞皆改为四色套印。”

“另有花押等防伪标识。”

“每一张大明宝钞，须盖内阁、户部、工部与督察院专用印钞章。每次增发宝钞，须皇帝、内阁、户部、工部、督察院共同商议通过。”

“凡有伪造宝钞者，即私印大明圣天子头像，即伪造内阁、户部、工部、督察院之官印。以谋反罪论处！”

“朝廷拟设宝泉局，专司印刷宝钞。宝泉局主贰官，由户部、工部、督察院选派担任，并进内阁讨论，交由陛下批准。”

“每发一百贯宝钞，须有二十五贯或金或银或铜之钱币为储备金。”

“宝钞可用于纳税，官府不得拒收。即便损坏，只要能够辨认字迹，只要还有七成以上钞面，官府皆不可拒收。”

“损毁或折旧的宝钞，可送回宝泉局换取新钞。”

这张样钞由钱琛递出，在阁部院大臣之间传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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