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往就任盐铁使时没有职权。

同样也怕为人掣肘，到时被弄得走了形，反倒有害无益。

这次李皓当上了三司使，这权限问题已经不用担心，而且上面又有欧阳修这个顶头上司支持，正好方便大展身手。

李皓重新调取了几年的账簿记录，根据实际情况来看，去年一整年的税赋数量又有新增。

从前年的八千四百六十万两白银，新增到了八千九百七十万两白银，当然这里面有相当一部分是新增的盐税收入。

即使如此，也能证明大宋的整体经济是向好的，至少比明朝的穷困好太多了。

只是这其中李皓也发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在税赋当中，农税和商税的占比越发的大。

按照去年的比例来说，以两税为主的农业税2691万两，大概占30%，而商税6279万两，占70%。

可这个比例在庆历年间，还是几近对半分的样子，短短十几年间就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当然按照正常来说，这个比例越大，其实对于百姓应该是越好的，尤其是对于农民阶层来说，他们的负担就会轻一些。

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因为这商税的大头来自各种专卖活动，也正是这些商品专卖导致百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激增。

仅粮食、布帛、茶叶、食盐这几项，就占了一年商税的60%，所以明面上这些是收的商税，但实际上和农税差别不大，已然是横在普通百姓头上要钱。

当然，如果这一切税赋都能按照律法要求来严格执行，那或许百姓也能过得下去。

可实际在下面官员的操作中，这能弄出的花样就太多了。

比如“加耗”就是最常用的手段，因为征收农税是百姓向官府缴纳米粮实物，而且要由民户自发将麦粮，绢绸送到指定的地点，而且一般要输送的地点都不会近。

这样一来，自然就会有损耗发生，毕竟老鼠、麻雀偷食啃坏东西都是正常的，这在现代都无法避免的事情，就更别提古代了。

所以地方官府为了弥补这一部分损失，就会额外向农民征收一部分多的米粮实物，也就是所谓的“加耗”。

而且由于这是地方官府自己的安排，若是当地官员清廉就还好，可要是碰到个心黑的，那对于百姓而言负担就重了。

当然为了应对这种情况，其实朝廷也是有相应对策的，那就是“支移折变”，想以此降低百姓负担。

这项政策就是说可以不用大老远的去交实物，而是将其折换成银两或者官府规定的谋样东西，作为税赋上交。

听上去这项政策对百姓是很有利的，可以有效减轻百姓负担。

但实际上，这项政策也是被官府玩出花来的，常把此物折成彼物，或把物折成钱，或把钱折成物。

如以钱折绢帛，或以钱折麦，或折帛之后再折成麦，反复折纳，总能将缴纳商品的价格人为压低，然后将折变商品的价格拉高。

如此一来，为了抵消折变的原赋税，就必须缴纳更多的数量，变相的达成加征了税赋。

除了“支移折变”之外，朝廷原先还有另外一项惠民的税赋政策，到如今也变了味，那就是“和买。”

这也是当初赵祯想施惠于民的政策，就是官府在青黄不接时借钱给民户，民户在夏秋收成之后，输绢给官府偿还贷款，其本意是帮助民户度过困乏之时，而这一政策也是后面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的雏形。

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官府可以具体操纵利息，于是便成为官府辗转放高利贷、收取利息的苛政。

除此之外，其他的杂税就更多了，如“牛皮税“、“契税“、“头子钱”等，种种税赋加在一起，对于百姓的负担甚至比正税都要多。

要说这些钱真到了国库里面，李皓也就不多说什么了。

可实际上，这之中大部分银子都进了贪官污吏的口袋里面，却偏偏让朝堂当了靶子。

而且还因为农民的负担加重，导致自耕农阶层的越发稀少，从而加速了土地兼并的速度，将土地集中到了一小部分人手里。

当然，李皓现在就属于这一小部分人，只不过相对李皓对于土地没那么多执念罢了。

另外除了针对百姓的农税有问题之外，商税这里问题也很大。

原先李皓对于收税的关卡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毕竟从头到尾李皓都没真的走过商路。

直到这次，李皓才发现大宋的税关有那么多，足足两千两百多个税关。

而且因为大宋不像现在那样，账目什么的都能清晰统计，直接按交易数额来交税就行。

而是主要分为住税和过税两大类，其中过税是向转贩货物的商旅征收的税，按其货价的2%收税。

住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