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是个神奇的国度，有人爱它爱得要死，哪怕是灭亡了几百年也要将其拉起来。

有人恨它恨得要死，恨不得贵族老爷永远不要回来，波兰联邦永不超生。

我们一定听过《把我的心脏带回祖国》的肖邦，将无尽乡愁寄托于新元素钋的居里夫人。

美国人最推崇的波兰政治家帕德雷夫斯基，为庆祝一战的胜利，去白宫为威尔逊总统演出。

作为一战最大的受益者，美国人自然是要好好庆祝一番。只不过一片欢呼雀跃声中，一位钢琴师却哭着演奏乐曲。

刚巧这一幕就被“善良”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发现了，询问之下发现对方居然是个波兰人。

然后“善良”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就被感动了，两位政治家便在此敲定了灭亡欧洲的“十四点原则”。

一场政治作秀成就了两位总统和一个新霸权的诞生，同时还感动了无数后来人真是“可歌可泣”啊！

收起这些先不谈，在十九世纪波兰地区波兰联邦的反对者大有人在。其中犹太人和吉普赛人这种到哪都不遭待见的也不谈了，只说下波兰贵族和平民的关系就已经是水火不容了。

谈起波兰就会想到其著名的绝对民主制，这直接导致俄国军队都打过来了，国王的命令还没出华沙呢。

但实际上这种民主的权利，并不属于波兰的普通人，波兰的贵族自称“施拉赫塔”（征服者），而会轻蔑地称农奴和平民为“哈姆”，意味甜菜、乡巴佬、泥巴人，同时也与当地的神话有关。

（诺亚诅咒了他的儿子哈姆，并预言哈姆的儿子迦南将成为他其他兄弟的奴隶。）

贵族们认为自己是萨尔马特人的后代，是波兰的征服者。

虽然贵族和平民说着相同的语言，样貌也几乎相同，但贵族们认为二者并非同一种族。

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波兰贵族对于农奴的压榨异常凶残。

以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地区为例，玛利亚·特蕾莎女皇在1772年就颁布了禁止打杀农奴和侵占农奴财产的法令。

但是一直到1775年特蕾莎女皇派军队到加利西亚，这条法令才得以在重压之下得到执行。

1782年，加利西亚的农奴才获得可以随意结婚的自由，之前他们在贵族眼里只有交配的权利，没有结婚的资格。

在某种意义上讲，整个加利西亚就像是波兰贵族的殖民地一样，无论是波兰农奴，还是乌鲁克（鲁塞尼，或者又称乌克兰）农奴都不过是会说话的牲畜而已。

正是由于这种做法，导致波兰惨遭瓜分之后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无论是在奥地利统治下，还是俄国统治下，抑或是普鲁士统治之下的波兰农奴都觉得自己找到了最好的主人，甚至还为此十分骄傲。

就连一贯以残暴著称的沙皇都成了波兰农奴心中的“小爸爸”，普鲁士的军事化管理在其眼里简直就是正道的光。

而在奥地利这种情况更为离谱，农奴们为了维护帝国的统治甚至组成了志愿军。

不过此时的格局被打破了，沙皇为了军费打着霍乱的旗号对国内的犹太人、波兰人和吉普赛人举起了屠刀。

虽然这些人都被欺压惯了，甚至还为沙皇的行为辩护，称其为“代替上帝的惩罚”，但是任何生物都有生存的本能，这驱使着他们开始逃离俄国。

此时的俄奥边境形同虚设一般，一方面是因为双方互为盟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双方的防御重心都在占领区，而不在边境上。

这里不得不说一下此时加利西亚总督施塔迪翁伯爵，此人的政治敏感度真的非常高，而且目光长远。

起初只是零星的越境者就被其发现，经过简单地盘问，再加上自己已知的情报，他立刻得出结论：

“不久之后，俄奥边境将会出现难民潮。”

虽然此时奥地利的铁路已经能从维也纳直通利沃夫（加利西亚首府所在地），但是这位施塔迪翁伯爵十分清楚帝国官僚的办事效率。

如果等事情发生了再上报，从上报、审批、讨论、复核、再确认执行，等到这些流程走完难民问题早就变得没法收拾了。

历史上这位加利西亚总督在难民潮到来一个月之前就派人上报给了奥地利帝国摄政议会，但是一直到1847年才得到了一条可以自行处置的命令。

作为加利西亚的总督施塔迪翁伯爵并没有等待维也纳的命令，他在第一时间派军队前往两国边境限制难民的进入。

不过即便如此在难民潮的头三个月里施塔迪翁伯爵还是接收了大概五万名来自俄国的难民，然后便派兵关闭了边境。

但此时却有所不同，那就是铁路的力量让信使一天就能到维也纳。

当然这位总督为了让摄政议会的老爷们快下决定，特意把事情说得十分严重。

维也纳，霍夫堡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