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春耕刚过。

菲斯特·劳宾是一位来自巴伐利亚的德意志平民，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来奥地利务工了。与自己老家种地那可怜的收入相比，在此做劳工的待遇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巴伐利亚一直以来都是以烂地而立足于德意志诸邦中，因虫害多难以耕种，收成极其不理想。

虽说河水流域不少，但其政府根本无力对频繁的改道与泛滥进行整治，更谈不上兴修水利。

另外一点就是奥普等邻国相继发生的农业改革大量运用农机和新式肥料，并采用新型耕作方式使农作物产量飞速提高。

这样一来，巴伐利亚农民所获收入就变得更低了。

由于德意志关税同盟的成立，使德意志地区市场联系大大加强。让本就焦头烂额的地主们再也无力抵抗外邦农产品的涌入，为了维持自己收益只能更进一步地剥削农民(或者是农奴)。

劳宾靠种地所得的微薄收入不但要供养自己的老婆孩子，还需要拿出一半以上的收成交给地主老爷，最后留给自己的只有剩余那五六十弗洛林。

他和老婆往往为了节省粮食与减轻负担基本陷入吃了上顿没下顿的困苦境地，孩子们个个瘦得像是没长毛的雏鸟，甚至透过皮肤都能看到骨骼。

他们曾经一共生育了六个孩子，但最终幸存下来的只有两个。

教会里的神父除了偷听别人的隐私外，甚至还公开招妓并将情妇带进上帝的居所。此外他们最擅长的就是收什一税。

商人和官员们沆瀣一气，越是灾年粮食价格越高。上面下发的救济粮转眼之间就出现在了商店之中不是什么稀罕事。

豺狼当道，鼠辈横行，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官员教会商人三位一体，申冤无门。

夜幕降临后的道路一片漆黑，哪怕是城市中的大街小巷也是如此。巴伐利亚当时每年的公共照明时间普遍在2000小时之下，常常有酒鬼流氓围攻无辜的路人。

类似的恶性伤人事件屡有发生，而肇事者却经常逍遥法外导致居民很少有人敢在夜间外出。

当然时下这种情况非常普遍，巴伐利亚不是个例。除了英法奥比四国以外，其它地方的公共照明设施都非常差。

即使哪怕到了今天，在法国或者是南意大利某个地区深夜外出依然考验行人的胆量。

书归正传

自1838年那场粮食危机过后，菲斯特·劳宾几乎每年都往返于奥地利与巴伐利亚之间。

这些年来他体验到这个国家明显的一大变化-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从最初的五十弗洛林到他现在超过一百弗洛林的年收入，几乎是过去务农所获的两倍。

更难能可贵的是，相似背景的劳工甚至可以利用休息时间去教会的学校接受扫盲教育。

每个星期工厂都要请神父来讲道。虽然讲道的内容都是老三样，忠君、爱国、敬神，但是工人们的热情却依然丝毫没有减弱的势头。

一方面是大国牧师的水平的确比乡野同行要高一些，另一方面利用闲暇时刻接受精神洗礼至少也有助于缓解紧绷的神经和疲劳的身体。

按照帝国法律的规定：

任何规模超过十人的组织都必须每周进行一次爱国主义讲道（忠诚教育）。时长最少不能短于一小时，不得占用员工休息及吃饭时间，初犯者每人罚款10弗洛林，之后再犯便翻倍，同时负责将被施以鞭刑。

由于帝国财政收入远强于历史同期，政府在法律执行和监督方面的力量大大增强。铺天盖地的秘密警察让任何一个工厂主都不敢怠慢。

当然头脑灵活的他们不是没有想过从教会身上下手，但是谁料后者紧接着也颁布了纯洁队伍禁令，违法者将脱去其长袍。

如果情节严重，甚至还会被割下受圣油祝福过的头皮送到宪兵队交给上面处理。

最让菲斯特·劳宾惊讶的还是奥国公共照明系统，不仅彻夜通明还有骑警在道路上巡逻。

（奥地利每年的公共照明时间是4000小时是巴伐利亚的一倍，高于法国的3500小时，低于伦敦的5000小时。）

别说酒鬼和小混混，就算是黑帮也不敢轻易在大街上胡作非为。

杀人也许不是骑警的本意，但是很多时候想要拉住奔跑中的坐骑并非易事。就算没被撞到，集合了人马近半吨惯性之力的一击也不是谁能承受得起的。

在维也纳的街道上肉眼所见的流浪汉和乞丐也日渐减少，哪怕是那群从事艺术创作的“高才们”也能在公园内找到自己的净土。

帝都店铺场所的一条规矩也成功点燃了劳宾的兴趣-只要顾客有抵押物为担保就可以先拿到商品后再以分期付款的模式慢慢换上。

通常前者的价格是后者的数倍，但是对于他这种来既不想卖掉家传一袋金豆子（实际上是一袋金牙）又试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