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西亚，这个当时普鲁士最富裕的省份，号称全普鲁士最忠诚的地方，它的平民却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

与居住在波森和布雷斯劳城市里的商人和乡间别墅里的容克地主们不同，西里西亚的下层阶级依然蜗居在一百年前那种使用泥墙草顶的破屋之中，微薄的收入让土豆成了许多家庭餐桌上唯一的食物。

那些整天坐在织布机前的织工们甚至没有一套像样的衣服，极度贫困的生活让人放弃了道德的底线，许多孩子被迫每天外出沿街乞讨，盗窃成了一种被鼓励的行为。

其中受害最深的当属亚麻纺织工群体，随着棉纺织业的发展，大量廉价且优质的棉布抢占了亚麻布市场，造成亚麻布价格暴跌。

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延伸，这一情况也随之不断恶化，亚麻布织工的收入大幅减少。

同时普鲁士政府由于财政拮据未能出台有效政策保护本土的亚麻纺织业和织工群体，反而是要求商人还有资本家上缴和往年相同的税赋。

结果就是亚麻纺织工的工时不断上涨，工资反而经常被克扣，为了工作和生活他们不得不举债度日。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织布机也越来越先进，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作坊终究难免被淘汰的命运，不断有大批织工由于无法偿还债务而破产。

这些无家可归的人进入城市工厂之中，成为了所谓的廉价劳动力。只可惜普鲁士的纺织业天生瘸腿，棉花的价格浮动和市场的波动都让它深受其害。

商人和资本家们为了转嫁这种风险，自然是绞尽脑汁想尽各种办法来剥削和压榨工人。

更要命的是，当地的行政管理，警察，法院及救济亦完全由容克贵族地主操纵。

富裕的纺织商人只需缴纳一定比例的税款，体面的贵族老爷甚至不交税（名义上需要上缴，但可以通过一系列操作将其转嫁到其他人身上），而纺织工所要上缴的税款比例要远高于那些商人，更要承担各种封建义务、服役和特殊税种。

这种税收上的不平等更是加剧了当地人的反抗情绪。

其实单从收入来看，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平均工资为150弗罗林/年，要高于当时普鲁士的社会平均水平。

但是西里西亚却有着全普鲁士最高的物价，尤其是食物、食盐、煤炭等生活必需品平均溢价高达30%，税种也要多于全国其他地区。

酒水是这里唯一平价的商品，不过当地人喝的不是啤酒也不是葡萄酒，而是烈酒。当时烈酒就是廉价酒的代名词，又被称为劣酒，长期饮用这种酒的当地人身体状况可想而知。

对于西里西亚经济的衰落，普鲁士政府还是十分关注的，但是前后的几位高官都将其简单地归结于底层民众的懒惰，以及目光短浅和缺乏远见。

但他们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普鲁士政府并没有制定保护性关税用来保护其纺织业，反而还说服德意志关税同盟打开市场接受来自于英国人的纺织品，以换取向英国出口木材和农产品的权益。

长期以来与俄国的贸易，一直都是普鲁士发财致富的关键所在。

然而1833年之后，俄国统治的“大波兰”地区纺织业开始兴起，俄国人为了自身利益设置了贸易壁垒，断绝了普鲁士向东倾销的可能。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奥地利帝国重夺贝尔格莱德的这开疆扩土的伟大壮举，给普鲁士高层敲响了警钟。

他们认为在当地经济不景气和龙头产业衰败的双重打击下，西里西亚人也很可能像贝尔格莱德的塞尔维亚人一样，一枪不发就投入了奥地利的怀抱。

但实际上，起初由于宗教问题，西里西亚人对于回归奥地利并没有太大期望。然而随着经济环境和政治环境的不断恶化，以及奥地利帝国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有些人不得不开始重新考虑起这个问题了。

粮食危机期间由于普鲁士各级政府赈灾不利，让很多人不得不选择背景离乡。

与之相反，奥地利主动启动了大量以工代赈的计划，而这些工程并没有说明外国人不可以参加，尤其是德意志人想伪装成奥地利人并不困难。

监工们其实早就接到授意，不去理会那些北德意志来的德意志人，甚至弗兰茨还特意派人在德意志邦联内部散播这些消息。

书友中不少年纪小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乞丐是什么，也不太清楚为啥有乞丐。就是一群以乞讨为生的人，靠人的施舍过活，通常讨取零钱和饭食，后来被二维码所淘汰。

产生乞丐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是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天灾、流行疾病、战争等）所导致的基本生存条件的丧失而走上乞讨之路。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这一类型的乞讨者主要是为了满足自身基本的生存需要，即吃饱穿暖，不至于被饿死冻死。一旦基本的生存需要能够得到满足，他们一般就会放弃乞讨走向新的生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