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式进入到红星厂的青年一代为先锋，向更科学、更现代化的管理模式冲锋。

谷维洁作为负责人，站在了第一线上，给人事部门做了坚强的后盾，没有妥协和谈判，所有需要调剂和岗位调整的人员，必须无条件地配合组织工作。

一大批思想僵化、缺乏斗志、碌碌无为的老干事、老干部被调整了下去，或者是到二线，或者是到一线的稳定保障工作岗位上发挥余热。

同样是一大批滥竽充数、无所事事、工作能力不足的中年和青年干部被做了岗位调整和工作调剂。

一线管理岗位和思想管理岗位急需要他们去实践，去补课，重新接受教育和提高。

相对应的，一大批长期在基层管理岗位上，已经做出卓越贡献和成绩的，更为年轻和有工作积极性的青年干部被调整了上来，担任了厂管理部门的重要职务，填充了厂机关工作力量的调整空缺。

三百多名大学毕业生就是在这种条件和情况下，与下来的老同志、老前辈们一起从基层岗位上再奋斗，再学习，再进步。

除机关重要岗位上有部分大学毕业生做了安排，其他指标都给到了一线岗位，车间、部门以及分厂。

津门贸易管理中心庄苍舒特别申请的，希望能安排一些经济专业的毕业生到他那去，作为顶梁柱和奠基石培养，李学武也向李怀德做了汇报和安排。

十名以华清大学经济学毕业生为主的队伍开赴津门，去往他们熟悉的专业领域，开启新一段的人生。

就像李学武在会议上做出规划展望的那样，红星厂管理干部队伍年轻化，一线生产职工专业化，企业内部生态正常化。

也许在人事变革中，有很多人的职业生涯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有很多人都来不及对自己的心态做出调整和转变，但大势如此，组织需要，他们只能按照厂领导的要求办。

李学武也在这一次的人事变革工作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保卫组有多名干部被调剂了出去，也有一些干部被调整了进来，更有一些基层保卫干部走到了管理岗位上来。

相比于管委办，保卫处在命令执行上更为坚决和彻底，没有任何牢骚和抱怨，这可能跟保卫组的干部更多是被调剂和调整到关键岗位上有关系。

管委办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老中青三代挤在几间大办公室里办公，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在这个时间被调整了工作岗位上，不就证明他们是滥竽充数的老米虫了嘛。

就算他们是这样的状态，就算他们没有什么作为，可面子还是要的。

我为红星厂卖过命，我为红星厂流过血，嗯，就是这种心态。

老干部、老前辈、老组织了，总是会有一些脾气和依仗的，要么去人事处理论，要么去找领导诉苦，或者撒泼打滚，就是不交接工作，就是赖在办公室里不走。

在办公室干了一辈子了，临退休了，就想混几年轻省日子，舒心的日子，少挨一些累，多享受享受。

这种思想自然是没有问题的，人之常情，完全可以理解。

但他们命运不济，没赶上好时候，更没赶上好人，谁让他们遇到李学武了呢，谁让他们遇到李怀德更信任和支持李学武了呢。

这个时候配合组织工作，安安静静的走，倒是能得到尊重，即便他们知道李主任在楼下发表的那一通讲话都是捡好听的说，都是捡贡献和奉献的精神说了，落在实际，落在他们个人身上，其实就是损失。

无论是工作岗位损失，还是人生规划损失，都是一种他们不愿意的变化。

在办公室工作，有年轻人可以指使，有下面的人尊重，有领导的照顾，到点下班，到点上班，轻松自在。

现在调整到下面去，要拼了最后一把老命，把“余热”散尽，他们哪里能心甘情愿。

当然了，不否认有主动下去奉献的，这个时候自觉性和奉献精神才是主要的精神状态，但总有一些牢骚传出来，而且越传越多，越传越响，到后来已经传成了谁谁谁要整谁谁谁的风言风语。

本来李学武是很理解中年危机的他们，在办公室待了多年，成了老机关，也把自己的进步之路坐断了，本应该在年轻的时候获取基层管理经验，以达到再提升和进步的目的。

但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或者是自我意愿，更喜欢机关里的安稳和舒服，或者是机缘未到，领导器重，错失了下去锻炼的机会。

反正岁数到了，精力少了，面临后浪的淘汰了，有一些牢骚也是可以理解的。

边理解边执行嘛，想不好、想不通就先下去慢慢想，不要耽误工作就行了。

但现在的情况很显然不是的，彭晓力汇报给他的时候，就已经引起了一定的波动和影响，很多观望的干事停滞了交接工作，看着那些闹事的人如何处理。

如果他们得以保留工作岗位，领导安排也好，组织妥协也罢，只要这些人不走，他们就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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