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计，多花钱也是应该的。

而北方，农闲时间则较多，官府推行此法，若分摊不均，农民自然不甘，由此极易引发民变。

说白了，这就是地域差别引发的问题。

南方田地产出多，而北方则少，大明税制原则上都是统一的，当然個别地方因为朱元璋的缘故，较周围重一些。

但抛开特殊情况不谈，税率其实一样，这就导致南方农户在承担相同赋役后还能勉强够活，而北方农户则生活困窘。

明末，因为摊牌农税被定为南北一样，导致北方农民因活不下去揭竿而起，纷纷起兵造反，而南方则相对安定，就是这个道理。

这次，魏广德就着重把南北土地产出差异告诉隆庆皇帝，让他心里有个底。

虽然明朝的皇帝现在还保留着春耕祭祀的仪式，可对于土地属实没什么概念，只以为土地一样，最多就是平地和坡地会有些许不同，却没有意识到南北土地产出差异巨大这个细节。

不过应该承认，当初朱元璋划分天下府县，以此定下来的税额其实是科学的。

虽然现在有些跟不上时代进步，可并不能否掉他思路是正确的，只不过是明廷因为各种原因没有与时俱进，进行相应的修改。

想想为什么会出现崇祯二十三年的黄册，就知道原因了。

从建国到亡国，大明几乎就是一成不变，从青壮走向衰亡，必须佩服朱元璋，设计的制度居然能延续近三百年国祚，也实属不易。

“按你说的，就算是在江南施行后，再推行到北方，也会因为各种原因而出现问题。”

隆庆皇帝不傻，魏广德又说的深入浅出，自然一下子就明白了。

“江南推行，主要目的就是找到一个合适的摊丁入亩的方式，北方借鉴，以此完善出一套适合南北的征税方法，并不是要把江南的方式直接套用到北方。

户部考虑，江西的试点至少两年，完善后再继续在南方推广，然后再说北方的事儿，届时吏部也会有相应的调整。”

魏广德的话已经说得比较明白，江南在执行此政策表现出众的官员，应该就会被调到北方继续进行这个工作，相应自然要给予升迁。

他们在南方经历了一条鞭法的完善工作，自然知道该如何找到解决办法。

调有经验的官员参与北方税法推动，当然比地方官员拍脑壳搞出来的税法要合理的多。

“行，既然内阁和户部都觉得可行，那你们就继续做这个事儿，朕不反对你们试行此法。”

隆庆皇帝终于还是点头，不过接着就补充道：“江西事可以下旨，但不下明旨。”

好吧，隆庆皇帝依旧觉得这么快就推翻刚定的政策，身为皇帝的他有些觉得脸上难堪。

所以，旨意可以下，但不会登上邸报，搞得尽人皆知。

“先前，你说的摊丁入亩，据朕所知，丁税乃是历朝历代都征收的税赋，怎么听你话里的意思，似乎这税征的不妥。”

隆庆皇帝忽然又想起魏广德先前的话，“摊丁入亩”，第一次听到这个词儿，有些新鲜。

不过这词的意思也好理解，不复杂。

自秦始皇统一全国后，颁布“使黔首自实田”的法令，令地主和有地农民自报占有土地数，按定制缴纳赋税，同时还征收“户赋”和“口赋”。

汉王朝建立后，承袭秦制，“既收田租，又出口赋”。

唐初颁布均田令，受田丁男，承担交纳赋税和服徭役的义务。

唐武德七年颁布“租庸调法”，规定每丁每年向国家交纳租粟二石；调随乡土所出，每年交纳绢或绫二丈，绵三两；不产绵的地方，即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

此外，每丁每年还要服徭役二十日，闰月加二日；如无徭役，则纳绢或布替代，每天折合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叫作庸......

此时朝廷的赋役其实和后世“摊丁入亩”是刚好相反，把田税摊到人头上。

但是自安史之乱后，百姓田地“多被殷富之家、官吏吞并”，以丁户为本的租庸调法不再适用。

唐德宗建中元年，宰相杨炎制定了两税法，两税法的实行是土地兼并改变了土地占有状况在赋税制度上的反映。

两税法从按人丁课税转到按财产课税，体现了赋税的发展规律。

同时，它将各种捐税加以合并，分夏、秋两季征收，简化了税制，故宋、元、明、清皆兼采之。

所以，即便现在大明王朝实行两税法，主要还是针对财产和丁口征税，且因为丁税在历史上的重要性，隆庆皇帝对于魏广德提出摊丁入亩还是觉得很稀奇。

魏广德想了想，打算今天那这事儿还是简单对隆庆皇帝说一下。

他这么多年做官，特别是研究了桂萼“一条鞭法”思想后，就已经意识到，清朝搞的摊丁入亩其实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