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福建，对于所谓倭寇的真实情况是看在眼里的。

都是什么人？

除了少数本就是官府通缉，穷凶极恶之人外，大多还是为了讨口饭吃的船民。

官府禁海，这些船民无以为继，自然只能和倭寇勾接以求活。

如果真给他们名分，让他们可以出海贸易，自然谁也不会做那什么倭寇不法。

前一封信，魏广德已经提出现在福建巡一地试点，允其开放海禁，准许百姓在此贸易后将货物装船远航海外。

只是不知道对于这个提议，涂泽民最终会如何选择。

对于这时代的官员来说，对于没有把握的事儿，大多会奉行“多做多错，少做少错”的理念，在没有上官命令的情况下，大多都会主动往外推，而不会给自己揽事。

涂泽民会怎么选择？

魏广德心中并无把握，他担心信中，涂泽民会把这事儿推到浙江或者广东去，毕竟两地还有市舶司的底子，做起这件事儿来自然方便许多。

没有马上拆信揭开心中的疑惑，魏广德只是把信收入怀中还是按照惯例先回后院看望母亲和妻儿，换上常服后这才到了书房。

在忐忑的心情里，魏广德拆开书信，入眼两段话就让他顿时放下了心。

信中一开头，涂泽民就表达了他支持魏广德的理念，即“市通则寇转而为商，市禁则商转而为寇”的观点。

有了这个思路打底，魏广德当然就不担心了。

而之后，涂泽民又详细分析了福建的情况，大量引用原福建巡抚谭纶的看法，“闽人滨海而居者……大抵非为生于海则不得食”，如果“一切禁罢……衣食何所从出……何不相率而引为盗也”。

看来这个涂泽民不是个迂腐之人，懂的变通的道理。

实际上能在朝中为官的人，大抵都明白变通，只是许多人把心思放到别处，比如如何明目张胆的捞银子，而少有把心用到处理政务上。

面对大明各地发生的各种情况，大多都是选择翻找前例进行处理，以为自己这么做就是四平八稳，不会出差错。

殊不知时代在变化，适合以往的政策在当今未必奏效，或者效果会大幅减小，直到将来会彻底失效。

不过魏广德最关心大事，还是自己上次提到的在福建择一良港尝试开海贸的建议，只是涂泽民信里的答复却让魏广德看的直皱眉。

涂泽民不反对择一港口进行尝试，但不认为开发试点就应该选择良港，几乎直接否掉了魏广德想在泉州开海的想法。

众所周知，一个国家或集团想要发展，就不能闭门造车。

与外界接触，同他人交流技术心得，才是最好的学习方式，也同样是一个国家能始终强盛的必要因素。

实际上，古代多数王朝，都懂得与外邦进行往来。

西汉时期形成的丝绸之路、盛唐幻世下的多国遣唐使、宋朝设立市舶司来发展海外贸易、以及明王朝的郑和下西洋，都一次又一次论证了这个道理。

据《淮南子》记载，秦皇嬴政统一天下后，便多次派人进军岭南之地，因为当地的“犀角、角齿、翡翠、珠现”，都是他所需要的。

据《后汉书》记载：“旧交趾土多珍产，明现、翠羽、犀象、琦帽、异香、美木之属，无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赔，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

不难发现，造成海外贸易兴盛的一个主要原因，便是海外进口的独有货物，成功受到了豪门世家的青睐。

正是因为他们的追逐，才导致这些“舶来品“成为了贵族阶层象征身份的稀罕物儿。

到了三国时代，中国的航海业得到了迅猛发展。

虽说黄河流域依旧十分重要，也依然是全国的忠心，但长江的战略地位，变得更加重要了。

孙权制定了“据长江保江东”的战略，不惜血本，大力发展东吴的造船业。

东吴强大的造船技术，也被孙权运用在了航海业之上。

在收复交州以后，孙权多次派人南下，其船队规模甚至高达上万余人，形式和郑和船队类似，都具有国家属性。

而关于台湾的记载，其实最早就出现在东吴的书籍当中。

东吴的航海业十分兴盛，曾经抵达过罗马、日本、越南、朝鲜、柬埔寨等地，并与这些地区展开了贸易往来，江浙一带产出的丝织品、陶瓷等物品，更是畅销海外，一度成为中国的代名词。

到了唐代，以民间商贩为主的海上贸易逐渐兴盛起来，取代原来的国家主导海贸的形式。

商人获取利润，其缴纳的赋税也随之增加。

为此，唐代朝廷专门设立了市舶司制度。

不过，真正让市舶司发扬光大的朝代，还是在北宋，制度也相对完善，延续到之后的元明两朝。

而在北宋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