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又出大事儿了。

虽然大部分官员都无法在为藩王选择封地一事上发表意见，似乎事不关己，可是嘉靖皇帝命令还是进入了所有京官的视线。

就在当晚，许多酒肆花坊的掌柜老鸨发现，往日喜欢往自己这里来消遣的老爷们似乎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官员们当然不是因为手头拮据或者良心发现，选择远离这些场所，而是三三两两汇聚在好友家中，谈论起藩王封地的事儿。

在外面说起这些事儿来，免不得人多嘴杂。

而此时，大明朝内阁阁臣严嵩和徐阶的府上，就来了许多形形色色的人，他们都是来拉近关系和打探消息的。

而像吴山、杨博这样的六部堂官家里，来的人也是不少，甚至太常寺卿高拱家里，来客也是络绎不绝。

拉近关系，自然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当朝的顶级权贵，他们即便是随意的一言一行，可能就会决定官员们未来的仕途。

打探消息，则是想知道他们打算推荐哪些地方成为新的藩王封地。

他们当然不是想推荐自己的家乡成为新的藩王封地，事实上，朝廷每当册封藩王都绕不过几件事儿。

一是在封地建造标准的亲王府邸，选址自然是封地城中心最佳位置，至于这些地方原来的房主都会被以极低的价格强行收走他们手里的房契。

二则是亲王的采邑，亲王前往封地之前奏请，皇帝会直接赏赐大片土地这样的惯例。

皇帝赐予亲王的土地，少则百顷，多者数千顷。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赐予的土地并不是产权的转移，也就是土地所有权转移到藩王头上，而是把依附于田地之上的赋役转给王府。

原来此前赐与王府及内外勋戚的庄田已有定例，即每亩由官府征银三分，交足了王府应得的数量之后，其余部分归官府，当地百姓往往以这块土地上的剩余收入来支付官府的其他赋役。

但是到了弘治时期，弘治皇帝打破了以前的定例，批准王府在新赐与的土地上自行收税。

这样不仅减少了国家的部分收入，同时也大大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弘治皇帝下令这块土地完全归王府“管业”，就意味着该地的全部收入都要归于王府，王府可以任意规定相当高的收税额，当地的百姓几乎没有剩余的土地收入来支付其他赋役，最终只能将土地低价卖出。

实际上，明朝皇室大规模兼并土地就是由此时开始。

拥有这样的土地，除了卖给王府，也不会有第二个冤大头愿意出手购买，而这些土地的原有地主自然会因此遭受巨大的损失。

大明朝的土地，除了皇庄王田，绝大部分其实都是在各地士绅手里，被划出去的王田，虽然以民田居多，但是当凑不够田地数量的时候，他们的田地也是会被纳入到赏赐当中。

随着皇室不断的赏赐，民间田地俞少，地方上赋役的摊派也会逐渐成为一个大难题，自然不管怎么考虑，地方士绅都不希望有藩王被封到自己这里来。

所以，他们来打探消息，虽然在选择封地上有多少发言权，可是却能够提前获知信息，然后派出家人给老家送信，手里的土地该卖就早些卖掉，免得遭遇损失。

实际上，在中原藩王册封比较密集的省份，已经出现土地不够分封的情况。

大明朝的文官集团一直想要对宗室的一些定例进行改革，但是无奈一直都遭遇皇室的对抗，皇帝根本不松口。

在封建王朝，土地就是生产财富的基础。

嘉靖皇帝盯上了户部筹集的那批银子，打算用这几十万两银子建造王府，这個他们还真没法反对。

至于赐予新册封藩王土地，貌似也是没法反对的。

在这个夜晚，许多人还没来得及去想到底是裕王就藩还是景王就藩，但是他们已经被封地的事儿搅得鸡犬不宁，夜不能寐。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至少魏广德就很安稳的入睡。

随后两日，京官们已经搞清楚了状况，知道礼部尚书吴山和户部尚书高耀已经就新册封藩王封地一事达成了一致，那就是送到安陆去。

为什么是在哪里？其实也是有原因的。

在安陆，现在空出来的亲王府就有三座，选择其中一处整修一下，就可以做为新的亲王府使用。

第二，则是安陆及周边本来就有大片土地曾经被划作藩王封地，有足够的土地让皇帝进行赏赐。

当然，最重要的是，安陆及周边地区，连续经过几次藩王封地之后，当地的士绅大族许多都已经处理掉了那些土地，现在的土地大多属于官田，“不会扰民”。

甚至，两人在去内阁进行初步磋商之时，把理由都想好了，那就是新王封在安陆，作为嘉靖皇帝的子女，可以代替皇帝祭祀睿宗朱祐杬，也就是兴王朱佑杬，嘉靖皇帝的老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