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是以前黄懋官上奏的亲笔奏疏，现在翻出来自然就是进行字迹核对时候使用过的。

嘉靖皇帝并没有因为黄锦的话就完全放心，而是从內侍手里随便取过一份奏疏打开翻看，对两份奏疏的字迹进行了比照。

“哼......”

良久，嘉靖皇帝鼻孔里哼出一声，随即愤怒道：“黄懋官该死，如此苛刻恶毒，也难怪士卒要杀他。”

之前南京的上报，嘉靖皇帝其实没打算追究，毕竟没有闹出大事儿，只是申敕一番就好了。

兵变这样的事儿，嘉靖皇帝都已经有点麻木了。

嘉靖皇帝朱厚熜是接堂兄正德皇帝朱厚照的位子，坐上皇位的那年还是正德十六年。

嘉靖帝即位之初，改变武宗朝一些弊端，焦竑的《国朝献征录》记载当时的人都认为嘉靖新政“天下翕然，称更生云”。

就是在这个时候，嘉靖皇帝迎来了他皇帝生涯中的第一场兵变——甘州兵变。

甘州等五卫军大乱，杀巡抚都御史许铭，并“焚其尸”，挫骨扬灰。

至于兵变的原因，还是钱的问题。

许铭任职甘肃镇巡抚，在处置军士月薪上犯了错误。

他将兵士的月薪由直接给粮变为折合粮价，发给同等于月粮数量的银钱。

但是这么一捣鼓，军士的月薪就要因市场价的波动而波动，一旦处置失误很容易引起兵变。

根据记载，甘州月粮一石，折合银七钱，但兵变当月米价贱，粮价才折银三钱三，军士的实际收入减少一大半，这谁干啊！然后士兵就造反了。

只是事后侦知，因军饷哗变只是借口，真是原因还是巡抚张铭和甘肃总兵李隆之间的恩怨，张铭因为任事挡了李隆的财路，故而李隆暗中指示士卒哗变，杀死张铭。

甘州兵变本来就是造反有据的事，但是世宗年轻，优柔寡断，对李隆的罪行迟迟不能敲定，所以大大影响了朝廷的威信，致使此后兵变多发，成了明朝的心腹大患之一。

嘉靖之前也有兵变，但规模小且不杀高官，哗变仅是士兵们向朝廷表示抗议的手段。

而嘉靖朝的甘州兵变，实开以后兵变的范式，造反士兵将矛头直指巡抚等地方高官，巡抚等高官在兵变中接连被杀，士兵兵变的性质也由向官员要钱的抗议改为指向中央朝廷的造反，兵变成了威胁明朝统治的难题。

即便最终，李隆被斩首示众，但是恶劣的头已经起了，就再难收住。

嘉靖三年的时候，大同巡抚、都御使张文锦实行残酷的统治，引起了军队的反抗。

兵变的主要首领有郭鉴、柳忠、陈浩、胡雄、郭疤子等人，他们在夜间举火为号，杀死贪官张文锦，打开仓库，发放粮食，砸开监狱，释放囚犯，占领了大同城。

又过了九年，曾当过山阴总兵的朱振又组织王福胜等士兵首领在大同发动兵变，火烧总兵府，总兵李道自杀。

朝廷派总督刘源清与总兵郜永带兵前去镇压，明军驻在聚乐，以计诱捕朱振，朱振自杀。

接着，明军又逮捕、杀害了王福胜等三十多人，才平息了这次兵变。

自嘉靖皇帝登基以后，每两三年发生一起兵变似乎已经成为铁律一般，除了地方在不停变换，从辽东镇由东到西一直到甘肃镇，规模也有大有小，但哗变似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

九边那些年没怎么消停，不是和蒙古鞑子干仗，就是卫所士卒闹饷哗变，只是在南京城这样的帝国中心也发生士卒闹饷哗变，这是嘉靖皇帝从来没有想到过的。

在他看来，应该又是官员们集体漂没、贪墨的结果，把军饷吃了个七七八八，最后分到士卒手中的银钱过少，特别是南直隶去年到今年又是连连遭灾，士卒日子难过。

官员们的漂没，嘉靖皇帝自然是知道的，可又能怎么样？

杀一批，换上来的官员还不是接着贪。

还能如何，也只能挑能干的贪官办事儿。

毕竟，朝廷的各项决策，都需要下面的人去执行，不能因为贪腐就把人撸了，到最后找不到一个干净的人去办事儿。

嘉靖皇帝，实际上已经对手下官员们的操守绝望了。

可是从今天看来，和他想的有点出入，这事儿还真是马坤、黄懋官的责任，对士卒过于苛刻引发的。

而作为南京户部尚书蔡克廉也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虽然却是有病之身，可是犯了这么大的错，可不是有病就能推脱干净的。

“诏，罢克廉，令坤致仕，禠攸跻、谦削职为民，珏、绶等留用，按规停俸戴罪视事，令自陈。

把总、指挥张鹏等而下二十九人降级逮治有差。”

把所有情况都考虑清楚后，嘉靖皇帝开口下达旨意，南京户部尚书蔡克廉罢职，令现任户部尚书马坤致仕，南京员外郎方攸跻和主事安谦削职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