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此至理否？”

“圣人之言，自为至理。”

一问一答，没人有异议。

一是这句话乃孔子所说，儒家门徒不敢质疑二是这句话确实是至理名言，不管过去多少年，不管到了哪个时空，它都是至理。

刘宗周的目的也不在此。

他又问道：“对此至理，诸君可曾学而时习之？”

这一次就连张采都凛声道：“吾日三省吾身，不敢偏差。”

既然是至理名言，又有谁不会遵奉照做呢？

刘宗周呵呵一笑，开始点题。

“天道至理，我辈学而用之，是为知其然也。然器利之道，诸君明否？”

场面一下子寂静下来，所有人都愣住了。

刘宗周这个提问的角度，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大家不但没有从这个方面去思考过，更加不知道办法。

可刘宗周的提问是错的吗？

当然不是。

谁都知道要做事成功，需要先把做事的工具造好。千百年来，人们就是这么认识的。

但刘宗周问了一个儒家士人薄弱的一面：你们知道如何把工具造好吗？

在场的所有人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唯有刘宗周的声音冲进诸人的灵魂深处。

“知做事须器利，是为知其然也不知器利之道，是为不知其所以然也。不知其所以然也，则知其然亦不能行也。吾辈士人，知其然，更须知其所以然。”

现场一下子热闹起来，所有人都议论纷纷。更有不少人抓耳挠腮，欣喜无限，均觉学有所得，对于学问有了更深的感悟。

刘宗周的话，如果在后世人来听，并不觉得多么了不起。

因为后世人对于至理名言的认知，是建立在大量的科学知识基础上的。

就比如“水往低处流，”后世人人皆知，这是因为地球引力的关系导致的。

可在这个时代，人们亦知“水往低处流”乃是至理，但水为何往低处流，却是这个时代人们不曾接触也解答不了的问题。

刘宗周只用了一句孔子的名言，就将浮于表面的思想化为了接近实际应用的真才实学，自然效果非凡。

张采尽量抵抗。

“器利之道，匠人所为也。我辈士人，当善用匠人为己用，亦能成事也。”

刘宗周当场驳回。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汝之言，可符实学本意乎？既匠人所为，则匠人可为士人乎？躬行之，则士人与匠人何异乎？”

张采目瞪口呆，讷讷无言，竟不敢再抒发任何言论。

他本能地察觉到，刘宗周的话很危险。

他本是提倡实学之人，结果今日却说要借鉴匠人的成果。

坐享其成，那还是实学吗？

再者，既然“知其所以然”是匠人所为，那匠人算不算士人？

儒家提倡学而时习之，那士人知其所以然了，必然也涉及到了器利之领域，士人是不是也是匠人了？

可如果将士人和匠人混为一谈，那士农工商的划分还是正确的吗？

他敢说这个阶层划分是正确的，那么理学立刻就成为无法实践的虚妄之学，为世人所疑。

他敢说这个阶层划分是不正确的，那三纲五常也就是错误的了？

而且这个阶层划分，乃大明太祖所推行，不赞成的话，岂不是有造反之嫌？

张采赫然发现，无论自己怎么说，都危机重重。

没奈何，只好闭嘴不言。

可不说话，在众人看来，便是默认了刘宗周是对的。

这一下子，张采彻底失去了对抗的资本，已然在这场论战中输的彻彻底底。

不过没有人注意到他的灰心丧气，因为刘宗周的讲学已经成为了主角。

“我辈读书，不但要知其然，亦要知其所以然。如此方能透彻，则天下万物无所凝滞。圣人云，当行仁政。然如何行仁政？为何行仁政？或许有人说，当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如何轻徭薄赋？其意义何在？如何实行？具体步骤如何？其中千丝万缕，牵一发而动全身。若有不查，则仁政亦成坏政也。此乃知其所以然之意。”

众人听的如痴如醉，更有人奋笔疾书，将刘宗周所言记录了下来。

“仁”乃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也是儒家在伦理、政治、社会等诸多方面定义的核心要素。

什么是仁、如何阐述仁、如何行仁，始终都是儒家思考和钻研的课题。

什么是仁这个课题，历经千年，儒家的认知不可谓不广泛和精准。

如何阐述仁，儒家煌煌巨著浩如烟海，也足够夯实。

唯独如何行仁，乃儒家学说最为粗糙的一面。

就像士人经常挂在嘴边的那句“轻徭薄赋”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