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条件的话，谁不想享受？在崇祯看来，东江军将领们就是没钱，可不是个个都清廉自守，与民同苦乐。

要知道，军营里看不出什么，将领的宅院家庭才能看出问题。哪个中高级将领家里没有田地，哪个高级军官的宅院不是宽敞豪气？

但郭大靖的府宅只相当于内地的小富之家，甚至在仆佣方面，连个小地主都不如。

“郭大靖的正室妻子，也正如外面传言，缺了只手臂。”太监继续禀奏道：“也不是大户出身，应该就是乡野之家。”

崇祯点了点头，说道：“郭大靖是家破人亡，其结发妻子和他共患难，也是被建虏所荼毒致残。想来，这就是他拼命杀敌的原因所在，为了报仇雪恨。”

挥了挥手，崇祯命太监退下，情况基本了解，也不必太多了。

崇祯的目光再集中在捷报上，看到东江军浴血奋战，以较为惨重的伤亡，收复了复州和盖州，将建虏赶过海州河，不禁连连颌首。

经过遵化大捷，崇祯对东江军的战力一下子有了极高的信心。毛文龙亲自指挥，趁建虏兵力较少展开行动，取得这样的大捷并不意外。

只是，捷报中又写道，因为骑兵全部调动，跨海勤王，因此而难以扩大战果，使得建虏能够从容而退。

“还是缺战马，才获胜却难以重创东虏啊！”崇祯很是遗憾，轻轻地叹惜。

按照通常的计算方法，能够斩首两千余，那敌人至少在万人以上，甚至是五六万也不意外。

只是因为难以追击，而使建虏能够全身而退，确实令人扼腕惋惜。

“在蓟镇外重开马市，兵部还未议定吗？“崇祯皱着眉头，抬头询问王承恩，显得有些不悦。

王承恩赶忙上前，从一撂奏疏中找到兵部的，呈给崇祯。

马市，是明代长城沿线九边地区的民族贸易活动的主要市场，是长城内的汉族和长城外的少数民族，主要是和蒙古族、女真族在指定地点的定期互市。

马市的发展以隆庆议和为界，前期是以官办的朝贡贸易为主后期马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朝贡贸易发展为自由贸易，由官市过渡到民市。

明廷设置马市的主要目的是在于加强对周边各族的统治，是实行怀柔政策的产物，是羁縻夷人，“以不战为上兵，羁縻为奇计”的统治方针的具体化。

隆庆议和之后，汉蒙贸易兴起，民市贸易占主导地位。

其市场分大、小两种，大市每年仅开一次，参与互市的主要是蒙古各部的酋长及贵族。小市多设在各边墩堡旁，或在边地划定市场交易。

官市有固定的地点，确定的时间，有专人管理。一般是每年一次，或每年春秋各一次，主要是以内地的丝织品、茶叶、铧犁、铁锅等生活和生产资料换取蒙古、女真各部的马匹、皮毛等畜牧产品和其他土特产品。

由于官市规模大，制度严，专门在边堡处建立贸易市场，往往有数里之广。仅大同镇就有新平堡、宁口堡、得胜堡、杀虎堡等处市场。

同样，官市的成交额也很大，只大同镇，每年规定易马数量为一万四千五百匹，实际每年易马总数都在二万匹以上，民间买卖成交之数尚未计算在内。

民市一般每月开设一次，所以又称月市，有指定的场所，商人、边民可以在这里自由互市。

人们对每月一次的民市，也觉得相隔时间过长，甚感不便，于是便又出现了数日一次或随时互市的“小市”。

小市一般也有指定的地点，不限规模，买卖频繁，人皆称便。

尤其是在每年春天，贫苦牧民缺粮少米，“愈见狼狈，有畜者每次巡于边各口，求官权易。一牛易米豆石余，一羊易杂粮数斗。”

“无畜者或驮盐数斗，易米豆一二斗挑柴一担，易米升。或解脱皮衣，或执皮张马尾，各易杂米充食。其瘦饿之形，穷困之态，边人共怜之”

除了官市、民市，还有“私市”，则是走私贸易，而长城两侧都是私下以物易物的场所。

尽管当时明廷统治者严厉封锁，禁止内地一切物资出塞，又禁止一切牲畜产品入塞，违禁者充军甚至杀头。

但是长城沿线的走私活动却越来越多，私市愈来愈盛。蒙古各部领主不限制走私活动，反而参与私市贸易。

汉人则通常会组成走私集团，专门经营皮毛、马鬃、马尾等畜牧产品。这种走私，一般是内外相通的，因而货源多，获利大。

在官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下，私市贸易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比如西北边地茶马私市就十分兴隆。内地商人通过种种办法将私茶运往边地易马，结果造成“番人上驷尽入奸商”。

就连一些边防将吏、文武官员，也每每“以私马窜易番马，冒支上茶”，参与有利可图的走私活动。

嘉靖年间之后，北方蒙古各部由单一的游牧经济向半农半牧二元经济发展，人口日增，生产生活物资需求更大，已不满足于朝贡马市贸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