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法子允许大家成为自主创业者，以填补漏洞百出、受累于赤字的经济鸿沟。

包含手工艺和服务业在内的大量私营行为很快成为可能，教师可以在课后辅导学生，很多教师之前已经在这样做，但新通过的法律使这种行为由半遮半掩变得合理合法，大家不必再有任何担心。

再者，该项法律并未对价格进行任何规定，换言之，个人可以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这项法律开始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不过，仍有诸多严格限制。

新兴创业者只能雇用家人，经营范围仅限于国家部门做得不好的方面，主要是短缺商品，有些行业依然受到禁止，如印刷业和印刷媒体。

老戈接下来的措施更富深意，在1986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提到了始于20年代新经济时期、类似准私人企业的合作社一事。

与“合作社”对应的英文词汇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但实际上老戈此时旧事重提，合作社成为苏修的第一批私营企业，这标志着与存在了数十年之久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做出革命性决裂。

老戈一开始的用词极为谨慎，但其冲击力非同一般。国家在1987年开始小心翼翼地允许相关领域出现新兴自主企业，如废品回收、面包烘焙、鞋子修理、洗衣服务和消费用品。

尽管规模有限，但合作社运动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停滞而僵化的社会主义汪洋中存在私营企业，这确实是一道风景。

其中涌现了很多引人注目的经营方式某合作社在莫斯科市中心设立收费厕所，他们的厕所干净整洁，播放着音乐，还提供粉色厕纸和全新洁具。这样的设施人们大多没有见过，家里当然也不具备。

其他的合作社也开动脑筋，比如舞厅为了吸引年轻人去消费，迎合叛逆年轻人的口味，编了迪斯科舞曲美国男孩

当合作社法于1988年正式通过时，许多合作社正着手改为私营企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对南易而言，合作社法里隐藏着一条对南氏很有利的条款，允许以合作社形式组建金融或信用企业，换言之，就是银行。

面对诸多未定因素，合作社先后涌现，完全没有基本规则。此前，苏修的计划委员会为全部经济活动制订规划，对企业的要求，是完成来自上级的各种指标，但合作社允许自主决策并自留盈利。

合作社法最引人关注之处，是对个人自由做出的全新定义，该法律规定，只要没有明文禁止，任何活动都将可以进行，这是对数十年来国家强力插手的彻底颠覆。

通常而言，合作社只是把正在从事的灰色经济活动公之于众，灰色经济里自然也包含着倒爷，合作社法对倒爷是否违法没有明显的界定。

说合法可以，说违法也不算错，反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先任其发展，如果形势不对，就把它装到一个口袋罪里，若是装不下，那就颁布新的法律条文。

合作社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在发展过程中，总有聪明人想得更加深远，胆子也大到没边，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多累，还不如从国企、黑市搞来享有补贴的设备或者价格便宜的商品，快速倒手获取差价来的痛快。

当然也有老实人只是规规矩矩的做点废品回收、修理鞋子等小买卖，能让家人每餐都吃上列巴，再来点酱黄瓜，他们也就满足了，当然，如果能再有一份可口的红汤那就更好了。

不过，无论对老实还是不老实的合作社而言，有一件事情是很糟心的，那就是合作社的钱必须放在组织指定的银行里，那些银行的工作人员都掌握了一项绝技“雁过拔毛”，想从账户里取钱当然可以，前提得意思意思，还不能是小意思，这份意思不能让自己感到不好意思。

瓦西里巴巴诺夫这会就坐在阿尔巴特大街的旺德福苏修旗舰店里，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斯莫伦斯基。

斯莫伦斯基是一个有着奥地利背景和犹太人血统的年轻人，这种出身的人，在苏修注定不受欢迎。

为了生存，他在印刷厂干过排版、在出版社做过店员，也在面包店兼职过，后来，他开始干起了非法的勾当偷偷印刷圣经。

苏修信奉无神论，人们要相信科学，不搞迷信，圣经算是非法刊物，见着就抓，但是，越是禁止，大家就越是热衷，在80年代的苏修，圣经又稀缺又抢手，是黑市里的硬通货。

没过多久，斯莫伦斯基因违法而进了局子。

在服刑的时候，斯莫伦斯基在建筑队当过苦力，他敏锐地发现，苏修的中央计划体制实在没法满足莫斯科的建设需求，国家规定的人均住房面积是9平方米，可是莫斯科950万人口，有一半达不到这个标准。

为什么呢？

国有的建筑公司，效率低、进程慢，解决不了这么庞大的需求，于是，他就拉起了一支黑市建筑队，当起了包工头，悄悄地和国家建筑队抢活儿干。

正当斯莫伦斯基把包工头的工作干得有滋有味的时候，合作社法颁布了，这对他来说并不算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