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见肘和顺周期助推通货膨胀的机制，预算外资金加速膨胀。

去年2月，对外资以外的所有企业利润征收预算调节基金，这实际上就说明包干已经干不下去了，税利承包制到了不破不立的时候，看去年报纸上的文章，主导的想法就是税利分流。

四是税收征管薄弱，法制化程度不高。

税收征管制度不严密，征管手段比较落后，收入流失严重。各种调节基金由财政部驻厂员征收，没有报税、稽核、计算和检查。

税收法制体系不健全，没有形成税收立法、司法、执法相互独立、相互制约的机制。

去年，国家财政总收入为2919.2亿元，财政总支出为3014.55亿元，在财政总收入当中，中央财政收入占到52.63%，计1536.38亿元。

但在这笔收入当中，中央本级收入1089.38亿元，地方上解中央的收入447亿元，占财政总收入的15.31%。

解放后，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咱们国家总体上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并经过多次上收、下放，始终是一收就死，一放就乱。

在1987年开始推行的全面包干的背景下，财政也引入包干体制，中央与地方之间实行财政大包干，共有收入递增包干、总额分成、总额分成加增长分成、上解额递增包干、定额上解、定额补助等六种不同的包干方法，全国37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分别采取不同的方法。

财政大包干从经济学上来看，是激励不相容的安排，包干体制下，地方利益越大，整体利益越受损。

由于信息复杂性和不对称性，需要集中和分散决策相结合，各自决策的结果，使得整体利益最大，全社会所付出的信息成本最小，这样一种制度是激励相容的安排。财政大包干制度完全与之相反，弊端非常明显。

在包干制下，地方和企业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同物价联系在一起，本地价格越低，商品就越会流到外地卖高价，相当于当地生产到外地去上税，对财政包干十分不利。

在利益的驱使下，各地方竞相提高产品价格，甚至帮着企业变相提价，形成顺周期机制，也是因为利益，还形成了地方保护主义。”

南易喝了点茶，润了润嗓子，接着又说道：“财政收入分预算内、预算外，包干体制下，财政收入如果都计入预算内，就意味要和中央分成，这就造成了各地方千方百计的把财政收入置于预算外管理。

由此造成的不良后果，我就不多说了。

这几年，地方和中央关于包干基数那是年年谈判，中央向地方借钱的数额也是年年扯皮，谁愿意借啊，借了又不还，还要进入包干基数。

苏修维持统收统支体制，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在80%以上，美国、日本约60%，德国70%，澳大利亚75%，英国、法国都约90%，相对比，我们的中央财政收入占比太少了，这种情况肯定需要改变，也一定会改变。

我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财政收入肯定会变成中央占据绝对的大头，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可该做的事一点都不能少，做事就得花钱，钱从哪里来？”

赖?想了一下就说道：“土地财政属于预算外收入，无须和中央分成，土地也比较容易变现，大老，你是押宝地方上会大力增加土地出让？”

南易笑了笑说道：“这还用押宝么，现在城市人均住房面积才多少，改善住房条件本来就是地方上的主要任务之一，只不过等税收改革后，地方上的主观动能性会得到加强，房地产行业会兴盛而已。

兴建软件产业孵化基地可以让地方上增加土地财政收入，企业创办需要人才，这既可以解决一部分地方上的就业问题，也可以吸收外地的优秀人才来安家。

安家需要房子，盖房子需要地，这就二次增加地方上的土地财政收入，外来人口增多，相关的生活设施、商业场所也要增加，这就是三次增加土地财政收入，至于企业变多，所得税收入增加这是显而易见的。

先安心在椰城炒地皮，积累原始资金、练好孵蛋的本领，等走出椰城，众创空间一定会成为各地方的座上宾。

做生意嘛，先考虑国家需要什么，需要我们怎么做，再考虑一下地方上需要什么，跟着国家的大势走，跟着党干，不会吃亏的。”

赖?竖起大拇指说道：“南大老就是巴闭，炒地皮都能炒出为国为民。”

“你再阴阳怪气，我弄死你。”

“哈哈哈。”

开玩笑归开玩笑，南易的分析，赖?听进去了。

从南易这里走后，他给赖彪打了个电话，有些话转述给了赖彪听。

“去文昌围插队是南易主动去的，当时他和刘贞还不认识，你不要觉得是为了刘贞，好好想想他为什么要主动去宝安，再想想他在文昌围都做了什么。

南易的实力母庸多议，他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他敏锐的目光和与人为善的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