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不上高就,除了在村里当会计,我现在只是一个待业青年,和王老板你们没法比。”南易谦虚的说着,又对冼耀昶说道:“耀昶叔,你们有事就先去忙,我在这里吃口饭。”
“我们还真有事,那,南易,你在这吃着,我们先走了,账不用结,我和这里的老板熟,挂我账上。”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双方别过,南易找了一张大桌子,让陈鸣镝几个人坐下跟自己一块吃。
王万科和冼耀昶走出饭馆后,王万科很快就问道:“耀昶,刚才那个南易真在你们村当会计?”
“当什么会计啊,他一年就没几天在村里呆着。”
“那怎么还叫他南会计?”
“别人我不会说,老王,我们一起做生意很久了,我也就不瞒你。不要小看南易,他77年来文昌围插队,几个月的时间就参与到村里的重大决策,然后村里就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你看现在外面还有人在倒什么电子表、麦克镜,觉得很时髦的生意,其实那都是我们文昌围玩剩下的。”
“怎么,你们文昌围很早就倒电子表了?”王万科诧异的问道。
“很早,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我只是村里的小人物,村里的大事也没资格参与。我最早参与村里的生意,还得是那年《追捕》上映的时候,村里开着大卡车,从南边往北边一路卖蛤蟆镜、杜丘风衣。
你也知道,路上不太平,村里需要人手一路押送,我跟着其中一路出发,八天时间,还没到长江,一车货就卖完了。
那个苦啊,八天打了十几架,我胳膊上这个坑,就是那时候留下的,吃了人家一锄头,挖去了我一块肉。”
冼耀昶说着,还撩起袖子,亮了亮他靠近肘关节的一个凹陷。
“村里也就做了这么一趟不正经的生意,之后,就办上了集体企业,年年有分红拿,也鼓励大家出门做生意。老王,我们能走到一起合伙做买卖,我也是问过村里的意见的。”
“不是吧,你自己做生意,还得村里点头么?”
“那倒不用,可我自己哪里有这么多本钱囤苞米,大头还是村里出的,也可以说,我这个生意,村里其实占了大头。该怎么做,得村里拿主意,得他南易拿主意。”
王万科听冼耀昶这么一说,很快就勾勒出一个文昌围军师的南易形象。
由点及面,从冼耀昶身上,王万科早就知道文昌围的特殊。
倒个玉米,冼耀昶会把每个环节拆解开来,让每一步都变得合法,让自己的生意变得正规,而且,还会主动去税务所纳税,该交多少就是多少,一分都不躲。
可他也会直接找税务所的工作人员问一个傻问题——我怎么能在合法的前提下少交税?
学过经济学的王万科知道,冼耀昶要的其实是“合理避税”。
当别人在踩钢丝,不是刀架在脖子上根本想不起来要交税的当下,冼耀昶很明显是一个异类。
可王万科却从冼耀昶嘴里得知,依法纳税这是村里三令五申强调的,谁敢逃税,不用等税务所找上门,村里先把人给办了。
王万科很清楚一家企业能给社会带来什么,解决就业、商品流通、货币流通这些都是潜移默化的,而对国家来说,税收才是最直观和立竿见影的。
隐隐的,王万科模糊的感觉到,文昌围在孕育的不是踩在灰色地带的投机商人,不是践踏政策漏洞的倒爷,而是企业家,真正于国有利的企业家。
原来,王万科就觉得文昌围有能人,看来这个能人得印证在这个南易身上。
“有意思,下次亲近亲近。”
王万科一边琢磨,一边和冼耀昶两人往蛇口那边赶。
南易吃过饭,就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在深甽还缺套房子,在市区,他居然连个午睡的地方都没有。
为了找个地方坐坐,休息一会,南易就去了竹园宾馆的歌舞厅。
没想到,刚在歌舞厅里坐下,就有一点小惊喜。
舞台上一个男的登上去,伴奏就起来,节奏一起,南易就知道这是一首什么歌——《站台》,一首还没有发行的歌曲,那台上这个多半就是刘鴻。
《站台》这歌,87年才会红遍大江南北,可南易知道,这首歌明年就会发行,一举让刘鴻红遍南方。
当北方还在听邓丽君的靡靡之音时,南方,确切的说羊城,流行音乐的萌芽已经冒出小角角,已经有音乐人背上他们的吉他开始了“羊漂”之旅。
南易记得也差不多这两年,吉他会成为一种很时尚时髦的东西,六零末尾和七零初的后生们都希望自己拥有一把吉他。
“长长的站台,漫长的等待,长长的列车,载着我短暂的爱,哦——孤独的站台,哦——寂寞的等待,我的心在等待永远在等待……”
刘鴻在舞台上唱完歌,头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