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

河湟大地上，从西到东、从南到北，抢耕抢种。

两个儿子在前边打仗，老父亲刘向禹在后边张榜安民，带西宁生员攒里并甲接收土地，规划新一年的粮食耕种。

其实张榜没啥用，能看懂榜文的百姓和往东逃难的百姓高度重合，没往东跑的，就算能看懂榜文也不在乎写的是啥。

无非换个地主呗，老百姓心说我他妈连逃难的盘缠都没有，给谁种地不是种呢？

但情形跟他们想的还真不一样。

元帅府的军队往东一开，后边就有来自西宁的乡官进驻地方，这帮乡官上任非常简陋，没有官袍、没有印信，只有一张委任状。

一般是每个村庄来仨人。

一个陕北口音的老兵是持委任状的乡官、一个会说汉话的西番青年做随从、一个只能听懂但磕磕巴巴说不清汉话的鞑子当跑腿。

问问当地有多少户口、多少田亩，每二百人，就从当地过不了日子的穷苦青年里招个管饭的民壮，然后开展工作，清查田亩、人口，完成统计。

名义上，乡官都是西宁府衙派出的生员，但地方百姓左看右看，都觉得这些生员不太正经……说认字吧，认字；说识数吧，识数；但就是没啥文化，也没有官员的贵气，像农民超过生员，像士兵超过农民。

西宁哪儿有那么多正经生员啊，别说秀才了，秀才都得在西宁当老师，在刘向禹身边留用的也不过以童生居多。

驻扎地方的都是元帅府最能拿出手的钻天峁书院毕业生。

其中成绩优异的，还是早年以禹字营百总入西宁府学深造两年的高学历人才。

这些人确实都没啥文化，能听说读写的都是常用词汇，基本上只对绘图测算、营阵算数、军法条例、兵器调配、辎重运筹这些专业的东西有所涉猎。

但他们都有相同的经历，在延安府有非常不幸的贫穷出身，席卷天地的旱灾里刘狮子是唯一一根可以捉住的救命稻草。

他们以孱弱之躯向武装到屁眼的官军发出挑战，经历磨难与牺牲，他们活了下来，得到救命的粮食与读书识字的机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农民军军官。

每个人都有管理十二名、六十名甚至更多士兵的经验，有些人在战场上受过无法复原的伤害，有些人已年过四旬不再适合走上战场。

最终，他们带着刘老爷的嘱托，用饱满的热情和无限的忠诚，怀揣委任状站在另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为有生之年重回故土而战。

刘承运从囊谦日夜兼程赶回，因为被大雪封路耽搁了行程，来不及在西宁休息，就直接投入新的工作中。

他一路跑到战斗刚刚结束的马场城，在土司军阻拦彻底失败之后，这里成了刘承宗的辎重大营，刘向禹在这边一面为前线调配物资，一面管理新接收的土地。

承运回来的消息令刘老爷大喜过望。

每个人擅长的地方不一样，刘向禹管人非常在行，但官员出身让他很难设身处地从百姓的角度思虑问题，接收地盘对他来说非常容易，但照二儿子的想法去改变这片土地的生产方式，就有些无从下手。

所以刘向禹的选择是先把路铺好，在各地派出元帅府的乡官，摸清田亩人口和各地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确保命令能在二百里谷地畅通无阻的传达到每个村庄。

正好此时承运过来，这是家里精细管事的人才，刘向禹正好腾出手来，把一群老弱妇孺好生送往西宁。

这些老弱妇孺是临洮总兵官王承恩的母亲妻儿、甘肃参将柴时华、陕西都司田应龙的家人等，都被送去西宁，差人小心看护精细照料。

在承运眼中，河湟的事其实要比康宁府简单的多，至少这里的百姓能听懂他在说啥，他也能听懂别人在说啥。

在马场城看了各乡交上来的田亩人口，旋即赶往河嘴同刘狮子见面。

刘承宗在河嘴痘庄已停留半月之久，承运沿途就看见一个个被哨卡环绕的村庄，还有村中暂住的番兵。

他从刘向禹那知道东边闹了天花，更知道元帅府的马兵主将杨耀要在河嘴客串痘医。

不过当他靠近河嘴，看见的情况却并不像是要给百姓接种人痘，恰恰相反，整个河嘴似乎成了一座庞大的大工地。

湟水环绕的滩地有十几里长，但宽度不过在四到六里之间，却有数以万计的蒙古兵往来运送土石、挖掘壕沟，甚至还在河湾桥头修起两座百步见方的土堡台基。

承运看着这架势，挠挠脑袋，心说二哥这是要在河嘴修堡垒要塞？

然后他就见到了遛猴子的杨耀。

是真的在遛猴子，不知道是从哪儿弄了只猕猴，拴着绳在北边山台溜达，远远见到承运还扬着胳膊打招呼呢，指着山上台地远远道：“承运，大帅在山台上，你上去就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