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五十户、轮班学徒七百，要建起铁厂需要白银八千九百二十四两，此后每年依工匠学徒多寡，需最多工食口粮一万八千石。”

刘承宗缓缓点头，规模超出了他的预计，但花费在他预料之中，他问道：“能产多少铁？”

上天猴摇摇头道：“数目尚不可定，只知山中藏铁甚巨，铁苗周遭三十余里俱埋铁矿，如工匠充足，来年多加查验，才能得知数目。”

说罢，他轻松道：“若仅以炉计算，年产生铁四万五千斤、熟铁八万斤，不够的话还能造更多大炉。”

刘承宗摇头道：“可以先这么修起铁厂，但不够怕是也造不了新炉了。”

成本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况且开矿之事，需要考虑的绝非仅仅成本。

终明一朝，各种起义层出不穷，矿徒是其中的主力军。

并不是挖矿的老百姓喜欢造反，而是在这个时代私自挖矿的百姓，大概率都犯法。

而开矿又有兵器之便，很容易演变为聚众造反。

历朝历代，盐铁金银铜等矿产在多半时间都为朝廷所禁，不准百姓私自采挖，私挖的就叫矿徒，就好像有官盐，贩私盐的就叫盐徒一样。

刘承宗最近再看朱元璋语录，上面就提到过朱元璋对开银矿的看法。

早在洪武二十年，就有府军前卫老校官丁成对朱元璋说，河南陕州有银矿，元朝经常开采，如今已经废弃，可以开采以资国用。

而朱元璋说君子好义，小人好利，好义者以利民为心，好利者以戕民为务。

他知道从前江西丰城在元代时开矿，官府定额开采，后来却使一州百姓深受其害的事。

因为土地所产有限，上层矿产容易采掘，可百姓每年交多少税却有定额，等易开采的被采完，地方官贪功而不为百姓上书，这部分税就要从其他地方补全，以至敲骨吸髓，朝廷就算有恤民之心，也没办法知道。

所以要引以为戒，凡言利之人，皆戕民之贼也。

有这个指导思想，明朝自太祖皇帝起，其后皇帝对开矿这件事都非常谨慎，认为给官府带来的利益不大，而对百姓的损害又非常多，所以不能开。

不过朝中也一直有反对者，每代都有主张开矿的官员，各地也一直有私自采矿的现象，通常主体为卫所军官控制囚犯、蛮人开矿，渐渐演变为叛军。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万历朝，开了矿税矿监，从万历二十四年到三十二年间，花了八年时间，费了十几万两成本，征了十一万两进内库，乱了全国。

刘承宗对开矿很上心，本质上是个‘元人不暇自哀，而朱元璋哀之；朱元璋哀之后人不鉴之，亦使刘承宗复哀朱元璋后人也’的故事。

矿产似乎是个百分百盈利的事业，但其实并非如此。

即使在他记忆里那个时代，道路、运输、开采都非常发达，开矿仍有可能赔本，更不必说他这个时代的生产技术相对低下，哪怕简单从刘九思的预算来看，这座日月山铁厂，也是实打实的赔本买卖。

生铁熟铁十二万斤，市价不过两千到四千两上下，需要花费的成本却远超这个数目。

但矿产成本又不能这么简单的计算，尤其涉及军事，如果在俱尔湾建起兵工厂，形成配套产业，原材料的价值就能大大提高。

就不说贩卖抬枪重炮，当然如果他愿意，一门铸铁炮有多重就卖多少两，想必瓦剌的蒙古台吉们都会很愿意过来采购。

哪怕只是做成大铁锅，照样能卖出天价。

不过再扩大生产这件事上，刘承宗确实考虑的是成本问题。

他问道：“日月山七部的百姓，能否招募他们为民夫学徒？”

上天猴把脑袋摇得像拨浪鼓：“不可能，他们信山神，尤其反对采矿，别说是让他们挖，就算我们的人去挖，都有遭受袭击的，贡布多吉都管不住，这不是钱粮能解决的事。”

刘承宗皱起眉头：“他们敢袭击我的兵？”

刘九思眼看他发火，连忙摇头：“不是聚众袭击，没受贡布多吉指使，只是百姓个人觉得不能开矿，偷偷在山林射箭，先后死过一个匠人、四个南番俘虏。”

说罢，刘九思解释道：“每次一出事，贡布多吉就在七部搜查，凶手都会自己去西宁衙门领死……太爷不愿把事闹得太僵，只让贡布多吉约束诸部，驱逐了僧人，定下我们采矿、七部不准作乱的规矩。”

“什么叫闹得太僵，人都死了，还不僵吗？”刘承宗听说父亲驱逐僧人，紧皱的眉头才松开，道：“他们不采矿，不采矿以前番部是怎么帮朝廷跟海寇打仗的，兵器从哪来，你要说这背后没和尚蛊惑我都不信，在南边这种事我见多了。”

他摆手道：“僧人和巫师告诉百姓敬重山神，谁都不准采矿，自己让奴隶和小和尚封了山挖金子。”

这是上层利益与底层观念的结合。

刘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