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了140枚“红弹”和20枚“黄弹”进行炮击。

没有受过预防毒气攻击训练的中方军队，几乎对这种攻击完全无解。

特别是会引起呼吸困难的喷嚏剂，只要发射过去，让烟雾弥漫山头，基本上都会透不过气来。

然后只能任由戴着防毒面具的日军冲上去，任人宰割。

这还不算可怕的，可怕的是黄弹糜烂剂，这种东西粘在人身上，就会让自己的皮肤和皮肉糜烂，而且还能传染，对打击军队士气有非常强大的功效。

由于对这种毒气弹的研究缺乏，应对方式更是一无所知。

在治疗这些被毒气弹糜烂剂沾染到身上，导致皮肤大面积溃烂，皮肉也跟着溃烂的伤兵时，医护人员也跟着皮肤溃烂后，没有人再敢去碰这些伤兵，他们只能痛苦的糜烂着全身皮肉等死。

根据那份后来日本人披露出来的资料报告，还分析了毒气弹的威力，称针对在山丘地区构筑牢固阵地的中方军队，必须使用“红弹”进行攻击，还记录了首次使用“黄弹”的评价“效果非常大”。

十川次郎以前在本土，在南方，唯独没有来过北方，所以还不是很清楚什么是黄弹，什么是红弹，什么是茶色弹。

池之上贤吉旅团长把装有糜烂性毒气的弹药称为“黄弹”，把装有喷嚏剂的弹药称为“红弹”，把装有氰化氢剧毒的弹药称为“茶弹”，把装有催泪毒气的弹药称为“绿弹”的情况跟十川次郎小声的解释了一遍。

“你是说，这些炮弹对躲藏在地下的老鼠们有效果？”十川次郎再次确认。

池之上贤吉确认，并且保证：“非常有效果，39年7月我们曾在山西北部使用过，效果非常好，对于那些构筑了坚固地堡，防炮壕沟和通道的中方军队，效果非常好！

武汉会战期间，因为气候导致我方士兵病倒有三万余人，我方担心武汉久攻不下导致战略失败，在整个会战期间，我方共进行了375次毒气打击。

光是投放和发射的毒气弹就有四万八千多颗，如此才轻松的拿下了武汉。”

“想来前面几个山头上的地道里面的老鼠，就算躲得再好，躲得再深，躲过了飞机和大炮的轰炸，但是一样需要呼吸。

而我们的毒气弹，是气体，无孔不入，更无所抵挡。

别说中方军队现在没有装备防毒面具，就算装备了防毒面具，我们发射的糜烂剂毒气弹，也能让对方防不胜防！

请司令官阁下下命令吧！

就让我们用烟雾覆盖了那几个山头，让那群老鼠在呼吸困难和皮肉糜烂中死去。

然后等药效过后，风吹散了有毒烟雾，我们再上去占领那片地方就行。”

说实话，十川次郎也没见过毒气弹的威力，但眼前的池之上贤吉旅团长既然如此保证，那还等什么？

所以他签发了命令，对，这个命令需要签发的，毒气弹发射的命令需要单独签发。

很重要！

在底下，12门重炮已经能组成一个重炮联队，重炮联队当然也布设有战地通讯电话。

所以他们很快就接到了指挥部的指令做好了毒气弹的准备工作，但还需要纸面命令，才能发起炮击。

因为在1937年之前，日本已经加入了国际禁止毒气战的海牙公约，所以对这方面也算是比较慎重，他们会在战后毁灭证据，用这种炮弹也是谨慎再谨慎。

不过他们毁灭证据的办法非常简单，就是把资料毁完之后，顺便把经历过见过毒气战的中方士兵全部干掉，就算毁灭证据了。

这也是十川次郎虽然知道己方有毒气弹，但是没有确切的资料知道毒气弹威力的原因。

这也是日军的谨慎，导致在战后虽然中方深受日方毒气弹之害，但是依然没有证据。

指挥部的摩托车，很快送来了发射毒气弹的书面命令，重炮联队的联队长，小心地把命令收好之后，才吩咐士兵们穿上防化服，然后才去搬运毒气弹，最主要是糜烂剂毒气弹。

魏和尚在上面看着，看到远处来的一个摩托车，来送了个命令，然后就走了，就知道对方走的地方是指挥部。

于是他赶紧催身后背着步话机报告方位的通讯兵：“报告好了吗？

找到敌人指挥部的方向了，跟我走！”

和尚领的一百来号人火急火燎的往下走，走的方向是那个三轮摩托车消失的那个方向。

他刚走不远，就听到本来已经停顿了好一会儿的日军重炮又重新响了起来，不过这次响的比较慢，一炮跟另一炮的时间间隔比较久。

远处各方的观察员，本来都瞪大了眼睛，惊讶的看着，四个日军联队，在攻上四个山头后，竟然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消灭掉。

不是四个小队，也不是四个中队，不是几百号人。

而是四个日军联队，日军一个联队有好几千人呢，不是几百人或者千把人地方武装的一个团。

这小一万多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