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嘴里很想说出断然拒绝的话语，可是一想到矿场里无尽的劳作，粗粝且份量不足的饭食，潮湿闷热的休息场所，心里开始犹豫起来。

“需要……改哪些天主教信条？”塔尔·伊斯梅尔神父苦涩地问道。

马克罗定定地看了看面前这个被繁重体力劳动和恶劣环境折磨不成人样的神父，如今因为不堪再忍受这种环境，痛苦地向他们表示，愿意对心中无比虔诚的天主教信条进行改变，心里不仅有些同情他。

“大人，他愿意帮我们做事。”马克罗转头对齐远山说道。

“那就带着他离开这里。”齐远山点点头说道：“给他找个地方收拾一下，一点神棍的模样都没有了。”

“神棍？”马克罗听到这个词，有些不明白它的意思，难道在汉洲，将神父都称作为神棍？

昨日，齐天将齐远山找来，让他从黑山矿场将两年前俘虏的西班牙神父进行一番“教育”，使他对某些天主教信条进行修改，以符合汉洲习俗和政治法律规范，并顺带以天主教神父的名义，对王徵有些执念的家庭道德观，进行一番“有意义”地重新解读。

汉洲建制已近三年多，除了大部分民众为汉族为主体的大明移民外，还有一些“外来”人口，日本人和来自柔佛、马打兰的妇人，自然很容易归化和驯服。但还有一部分来自巴达维亚和呂宋招揽和掳掠而来的欧洲人，可能就有些麻烦。

这些欧洲人可都是信仰基督的，虽然有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分，但毕竟心里都住着同一个上帝。同时，这部分欧洲人还大多数是汉洲比较稀缺的技术人才，分布在冶炼、钢铁、军工和造船等行业，就连水师舰船上都拥有不小的数量。

宗教本质上是人对超越于自然界与人自身的事物崇拜和遵从。宗教相信世界存在超越物质世界万物的神明，并且神明是与人一样具有意识、情感等生命特质，能够与人的生命相通。宗教对于其信徒来说，绝非是一堆教训和理论这么简单，不应简单的将其理解仅仅存在于人脑中的意识。

远离家乡数万里，心中总得有一个心理寄托，但在汉洲是没有教堂和神父（或者牧师）的。因而，有些虔诚的信徒，会在家中自行祈祷和弥撒，以慰藉内心的彷徨和无助。

作为汉洲的统治阶级，信奉的自然是万物皆在掌控之中的理念。而且，任何宗教，都必须选择政治正确，即，可以辅助和迎合汉洲统治阶级的治理和教化。

宗教有让宗教信仰者行动的能力，如果一个宗教宣传积极向上的思想，无疑能使宗教信仰者做出有利于社会的行为，它可以使人断恶修善，惩恶扬善。但是，一个宗教宣扬不利于社会和平稳定发展的思想，那么宗教信仰者对社会的危害是很大的。

中华文明就被认为是缺乏宗教基因的文明，宗教一直不占主流意识。实际上，在中国的帝王术上，宗教是手段不是目的，孔子就说过“神道设教“，意思是老百姓愿意信就信去，只要把握好限度就行了。

在中国历代，王权一直处于绝对至上的地位，而宗教则只是世俗王权的附庸。因为，中国的宗教并不是一种脱离政治权力的存在，经常受到世俗王权的制约和限制，甚至宗教想要扩大自己的影响力、获得更高的社会上的认可度，都需要借助王权的支持，在得到相应的地位后，宗教还需要对世俗王权服务。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不仅是世俗的绝对统治者，还是天赋神权的代表。在中国古代，君王既是政权上的统治者，号称人间帝王；更是神权在人间的延伸，号称天子。《史记·五帝本纪》中说：“於是帝尧老，命舜摄行天子之政，以观天命。“讲的就是天子执政，可观天命。周天子也被称为是“受命于天“，还有“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观点。在这样的封建君主专制下，宗教的权利不可能超越君权。甚至，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大宗教——佛教、道教，也没能避免一直被世俗王权“又打又拉“的命运。

佛教中国化的历史，是它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王权政治“磨合“的一个过程。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传入中国后印度佛教所秉持的“削发““不事嫁娶生养“等原则，和中国儒家“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等观念有冲突。在此基础上，中国的佛教秉持着改革和会通融合的态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是佛教与中国文化、王权政治“磨合“的过程，也是佛教道德化、世俗化的开始。

从而，在中国历代发生佛教教徒不敬王权时，最后都会以“实助王化“的妥协态度收场。比如，最初印度传入中国的佛经，在进行译制的时候，但凡和中国政治理念有冲突的点都会被删减或者是不译制、少译制，甚至还会增加和中国政治思想相符合的内容，佛教积极融合统治者的妥协态度，导致了佛教势力在中国的兴盛。

在中国的历史上，宗教文化的地位始终都没有越过王权而存在。外传的佛教需要迎合统治者来改变教义，道教更是从始至终以统治者的喜好为尊。宗教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