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这个玉器上根本就没有文字，但是通过上边的花纹制作情况也能够大致的判断出这个东西的制作日期。

之所以能够判断，是因为这个杯子上的雕刻选择了那个年代的金银器纹样，而通过这些纹样能够很轻松的判断出杯子大概的时间。

唐代金银器的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期是唐高祖至唐玄宗前期，这一时期是唐代金银器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受外来文化影响最为强烈的时期。

主要的器类为高足杯，带把杯，分曲在五曲以上的多曲长杯。折腹碗，蛤形盒也常见，此外还有壶、瓶等。

其中高足杯、带把杯、分曲在五曲以上的多曲长杯在华夏传统器物中不见，应是受外来文化影响的结果。盘、盒类器物以圆形为主，也有一些狡花形，少数葵花形。

壶类器物多三足。纹饰流行忍冬纹、缠枝葡萄纹、联珠纹、绳索纹，多用满地装饰的手法。此外珍珠纹、宝相纹、卷云纹和云曲纹也较为流行。

纹饰多于器物形制有关，如宝相纹一般装饰在圆形器物上，卷云纹和云曲纹多作为边饰。此时期的金银器体积小但较厚重，绝大多数的器物采用捶碟工艺制成。

第二时期则是唐玄宗时代后期，这一时期唐代金银器入了成熟期，已经摆脱了外来文化的影响，完成了金银器华夏化的过程。

高足杯、带把杯、分曲在五曲以上的多曲长杯极少见到。新出现了各种壶。蔡花形盘流行。各种器皿表面多呈四曲或五曲形。

忍冬纹，葡萄纹，三角纹，绳索纹，云曲纹，卷云纹基本消失，宝相纹仍可见，折枝纹和团花纹兴盛。

纹样更加写实，分单元布局，留出更多的空白。少数器物尚残留有与西方金银器相似的地方，但不是直接来自于西方金银器的影响，而是继承前一期的特点，并有所发展。

第三时期从唐宪宗至唐末，这一时期是唐代金银器普及和多样化的时期，器物种类大增。唐代器具中的茶具、香宝子、羹碗子、波罗子、温器、筹筒、龟盒等均属于这一时期。

碗、盘、盒的形制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流行花口浅腹斜腹碗，四曲或五曲形带圈足银盘，葵花形盘等。折枝纹、团花纹继续流行，并更加丰富多彩。

鸳鸯、檀岑、鸿雁、双鱼成为人们喜爱的题材。同时出现了荷叶、踝带纹、叶瓣纹、小花纹、半花纹为主要边饰纹样。

这一时期的金银器大型器物较多，有些器物轻薄粗糙，整刻的纹样清浅断续。铭刻器物增多。

也就是说，唐代的金银器的样式变化的趋势是逐渐本土化，也是逐渐世俗化的一个过程。而这直接为后续的宋代这个风格奠定了一个基础。

现在这个玉杯是一个充满西方风情的高足杯，上边主要是一些变形的华夏传统花纹，只不过基本的花纹是折枝纹和团花纹，并没有出现忍冬纹，葡萄纹这一类外来的花型。

所以梁梁恩判断这个东西，大概率应该出现在唐玄宗的后期，也就是唐代金银器的成熟期，至于高足杯的形制可能和西域传统的风格有关。

要知道广义的西域可并不只有华夏国内的那一部分，甚至还包括着中亚的很多地区，所以在中亚地区找到这一类东西也算是正常。

只不过有一点比较奇怪，那就是经过仔细的检查后，梁恩发现这个玉石杯子上有着大面积的血沁。

这并不是一件正常的情况，毕竟正常的传世品上边不可能有这玩意，而那怕是陪葬品这个东西上的血沁面积有些过大了。

更重要的是，仔细观察过之后他发现这个杯子居然是一个残器，两边原有的两个把手不知道因为什么消失了，只不过后来被人巧妙的修整过。

而从修整的痕迹上来看，对方使用的明显是一种高速旋转的现代化工具，而这显然应该是进入19世纪后把这个东西挖出来的人重新加工结果。

同时除了这个东西以外，梁恩也发现了，杯子口和杯子边上有一些花纹明显也是后补的，是为了遮掩之前一系列的划痕和瑕疵。

除此之外，整个玉杯被重新的打磨整理过，这证明那个近代获得这个东西的人应该是一个有钱人，并按照自己的想法重新整理了这个东西。

这并不是一件多么罕见的事情，因为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各种各样的古董并没有一个比较一致的看法，所以将找到的古董重新打磨装饰。

尤其是那些欧洲人更喜欢这么做，他们对其他文明的东西毫不放在心上，随心所欲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改造那些东西。

但问题在于这种做法往往会摧毁那些古老的文物，举个最有名的例子，大英博物馆在百年前对《女史箴图》采用了割裂后装裱在木板上的方法。

按照当时的想法，此类装裱方法使书画表面不易形成皱痕和断裂，但实际上却是经过一段时候展示之后，木板会裂开，而华夏传统的国画通常都是绘于绢或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