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梁恩按部就班的翻译那个竹简上的内容到第三天的时候，他发现一支竹简上边用朱砂写着两个两个文字，而翻译出的内容让他瞪大了眼睛。

“梼杌！”看着翻译出的这两个字，梁恩脸上露出了震惊的神色，因为在他的印象中，这是一本已经失踪的史书，甚至在历史上只留下了一个书名。

根据《孟子·离娄下》说法：“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也就是说，和现存的鲁国史书《春秋》一样，当时的各个国家都有着自己的史官记录下历史，而《梼杌》就是南方强国楚国的史书名称。

至于这本书被称作《梼杌》的原因有两种说法，其中一种是说这里的梼杌指的是上古四凶之一，认为楚国人用梼杌作为史书的名称，是借着梼杌的凶恶来警示坏人。

同时梼杌还有预知未来的本事，用这个名字作为史书的名字，也有借古知今的意思。

另一种说法则是按照《说文解字》上的解释梼是断开的木头，杌是树桩。两个字连起来，就是断开的树桩。很明显，梼杌有年轮的意思，代表了时间的流逝。

相对于上一种说法，这一种说法显然更合理一些，至少在同类横向比较之中，无论是梼杌还是春秋都指代了时间的流逝，也符合史书的性质。

对于这本书的身份梁恩之前翻译的时候已经大概有了某种猜测，毕竟他从那些文字中找到了很多价值的史料价值的史料，如周代设立“三监“、“共和执政“的确切含义、周平王东迁、秦人的源流等。

不过作为那个年代敢公开喊出“我蛮夷也。”的楚国，那个位于礼乐文化区边缘的国家在历史的记录中也体现出了与众不同的一面。

比如说他没有儒家那种为尊者隐的习惯，所以在对于历史的记录方面而中原的大部分记录都有所区别，尤其是在记录历史事件的角度上这一点尤为突出。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记录西周末年平王东迁历史的时候，就直截了当的指出当时周幽王的弟弟周携王才是正统。

竹简上的记载中最前边的一段和现代史书一致，那就是周幽王因宠爱褒姒，废贤德的王后申后及申后所生太子宜臼，废长立幼，改立宠妃褒姒为王后，褒姒之子伯服为太子。

申后及太子宜臼因此被迫出奔至申国，直到前771年，申后之父申侯联合缯国及犬戎进攻镐京，野蛮的犬戎大肆杀掠，杀死周幽王劫掠镐京而去。

而接下来的记载就和现存历史有所区别了，按照竹简上的记载，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

立廿又一年，晋文侯仇乃杀惠王于虢。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

如果联系前后文内容的话，就会发现在公元前750年，周平王勾结鲁国、晋国，许国、申国、犬戎袭击周室。

而姬姓大诸侯晋国，鲁国之所以会站在并不是正统的平王这边，是为了削弱周室实力，需要一位不得人心的、易于控制的周王。

也就是说，竹简上记载了申侯缯侯许文公等立宜臼为周天子，周地百姓及王公贵族立余臣为携王。携王是周室所立，而平王是与周室为敌的申国为立，所以说周携王才是正统。

周平王击杀周携王后，将周室的根基之地关中平原赠与秦国，并率王室东迁洛阳以求得晋国、虢国保护。周王室从此一蹶不振。

显然，这和《春秋左氏传·昭公二十六年》:“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迁郏鄏。“记录的是同一件事情，但观点截然相反。

虽然说现代人是基本上不可能知道这不同的史书到底那一份记载的是历史的真相，但至少能让大家从一个新的角度看那些历史。

而对于历史研究来说，资料来源越多，研究者就越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如果只有单独来源的话很容易被记录者本人的观点所影响。

再以《春秋》这本史书为例，这本史书的作者虽然有孔子和鲁国史官两种说法，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作者写作时使用了微言大义，或者叫春秋笔法的文章写法。

这种文章写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在文章的记叙之中表现出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不是通过议论性文辞表达出来。

春秋笔法以合乎礼法作为标准，既包括不隐晦事实真相、据事直书的一面，也包括“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曲笔的一面。

但是对于后来的历史研究者而言，这些带有个人情绪色彩的写法可能会埋没一部分历史的真相，让人们对古代的历史产生了某种误解。

也就在他确定这本书是那一本失传已久的古代楚国史书的时候，脑海里一次性出现了四张卡牌。

出乎意料的是，这四张卡牌中没有低等级的N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