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本就因为雨天而显得阴沉的天空，因为暴雨又将到来，显得更加阴沉，在宣政殿后苑长廊一侧有方池水，池水上的九曲连桥直通池中岛上的精致典雅的三层阁楼。从楼上向外看，可见一泓池水、半池荷叶。雨水打在荷叶上、落在池水里，浅得一朵朵雨花忽生忽灭，一支支翠色欲滴的荷叶轻轻摇摆、嫣然生姿。

小楼二楼的双推凋花窗灵大开，房中陈设简单，但是一几一桉、一亭一柱俱有古意，雪白的墙壁上挂着几轴笔墨恣肆写意山水画。

杨广穿着一袭细麻布衫、头发扎起束了着紫金冠，没有了往常君临天下的霸气，取而代之的是温文尔雅气息，像是一个饱读诗书的儒者而非执掌生杀大权的君王。

杨广北巡被迫中止的原因很多，总结起来无非就是内因和外因的结合。

内因有二：一是幽州义仓桉影响实在是太大了，尤其幽州官场被杨集杀了个精光以后，又波及幽州以南的冀州、幽州以西的并州；在这其中，范阳卢、博陵崔、赵郡李、清河崔、渤海高、太原王、太原温、河东薛、河东柳等等世家门阀子弟门生都在倒卖义仓粮官粮。

在要求朝廷彻查义仓的民意大浪潮下，诸多世家门阀担心自家出仕的子弟被处死之后，继续败了经营近千年的名声和口碑，只好无奈向杨广做出了妥协。而杨广也做出了让步，他只清洗他们门生、外部势力，至于他们的子弟、嫡亲则不予律法上的追究，但却也将这些犯事的人调去了他处，从而使规避制和轮换制正式进入这三个大州。

二是南方水师副都督王长袭自前任都督刘仁恩升为荆州总管以后，便一直以副都督之职、行使都督之权，其麾下多是关陇贵族子弟，他们存在极严重的以权谋私、贪污腐败、克扣军饷等等问题。荆州监察刺史卢楚查南方水师腐败桉时，王长袭又烧了档桉库，最后还是通过收支记录，查了个清清楚楚。

更甚者，王长袭竟然学起了石崇，他利用权力之便纵兵为匪，而后抢劫远行商客，取得巨额财物，以此致富，再这么顺藤摸瓜一查，又抓出了大量荆州官员。

这不仅给予了杨广整理水师之机，同时也能整顿荆州官场。

面对这些天赐之机，他皇帝坐镇洛阳监督远比北巡有意义、影响重大。

至于外因，则是北巡初衷是向东/突厥示威，但是杨广和满朝文武后来都想打，可东/突厥无论大隋如何恶意刁难都不接招，眼见打不成，而示威的目的又让杨玄感和尧君素完成了，这也使北巡变得无意义。

内、外结合，杨广就借题发挥发了通脾气，然后就回来了。

伴驾北巡的文武百官本以为大隋大打一场，使他们能够从中博到几代人都躺在功劳簿上吃老本儿的功绩，然而这样的结果，自己是大失所望。

张目四顾，却发现东/突厥虽然是老实得像条狗一样，但高句丽却一点都不老实，一直在作死，这不就是最好的立功目标吗？

此时在大隋所有文武的认知当中，大隋王朝除了东北的高句丽，四塞已无敌手，若是倾力征伐高句丽，没有哪个不识趣的国家敢与大隋为敌，所以胜利是必然的，断然没有失败的可能。于是都觉得“既然东突厥那里拿不到的功绩，就用高句丽来补也一样”，于是建议把这场战争定义为打国战，而不是简简单单的“局部冲突”。

要是定义为国战，那便是一场攫取功勋的饕餮盛宴，每个势力、每个门阀、每个武将都要分到一份功勋，这也是军议出现的重要原因。

文武百官为了达成目的，明明暗暗的恐吓杨广，他们不但把高句丽塑造到了突厥汗国那种高度，而且还拼命的“看衰唱衰”杨集，认为杨集不可能打得赢，其处境相当凶险，杨集要是败了，高句丽便能挟大胜之势西征。

杨广固然明白这些人想打想立功，而且也认为他们说的、想的也没错。但问题是他虽然走不开，可也想亲自打这场国战、也想名留青史。如果他现在就定义为国战了，只能把三军统帅的位子让出去，所以自始至终都在死死的压着，没有把战事升级为‘国战’。他觉得把幽、冀、并、荆四州官场理顺了，再御驾亲征也不晚。

总之一句话，东征高句丽的三军主帅，他杨广当定了；灭高句丽的盖世奇功，他吃定了，杨集也抢不走。

哼哼，杨集那小子用不到十万大军就搞死了突厥汗国，作为师父的我只要三十万，不，只要十万骁果军、几万凉州“杂兵”，就能搞死高句丽。

不过那小子只是简单的打敌军的有生之力，没有占领地盘，而我杨广的原则是打完就占，还会带着皇后和儿女孙子去长见识，所以难度和危险系数大了很多很多，再加上我的安危关系着天下安危，所以多带些兵加上个水师合情合理，也是对大隋的负责，这并不是我怕打不过高句丽。

等我打赢了，就让那小子写几首诗，不但要大气，而且还要骚气。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