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镇兵工厂武器试射小组的操作，给和琳和几个大内侍卫以极大震撼，同时他们对北海镇所提供的武器的精良做工也是十分吃惊。

在他们看来，北海军的燧发步枪居然精致到不同步枪的所有零件都可以互换至于火炮，除了整个炮身、炮架、乃至弹药车都是钢制的，射表竟然也是同口径的完全通用，这对满清而言绝对是一件很神奇的事。

最让和琳震惊的，则是他通过北海军的这些武器，终于认识到了一个跟满清现有火器体系完全不同的模式，他也明白了孔绍安所讲的“武器代差”是什么意思。一想到北海军自用的武器要比眼前的这些还要精良、威力更大，一股绝望不由涌上心头。

话说火炮的应用其实要从三个方面讲，第一是铸造和冶金，第二是化学，第三就是训练和使用。

从铸造上来说，满清在康熙的时候，在以南怀仁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指导下，武备院铸造了第一批完全合乎西方理论的标准制式火炮。这批火炮的长度、重量、口径、倍径、乃至各零部件都极为精确，也成了之后所有火炮的模板。

从明末开始，由于中国的生铁质量太差，火炮的铸造便采用了复合结构工艺炮管一般是由两种乃至三种材料制成，也就是铁芯铜体。同时期的西方和中亚虽然有类似工艺，但他们的复合铸造水平不如中国，因此没有进一步发展。

不过随着瓦特改良蒸汽机，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直接跳进了下一个时代。之前英国人卖给乾隆的卡龙炮就是如此，采用了“实心镗孔技术”。

反观满清这边，自南怀仁之后便再无创新。满清不是不能造出优秀的军械，要知道全中国最好的武器制造工匠都在武备院和御鸟枪处，然而在“君臣佐使”理论的支配下，仅凭某几个能工巧匠，无法抗衡装备体系上的劣势。

而且因为对康熙时代标准炮样的翻铸次数越来越多，误差也越来越大。历史上到了道光朝的时候，清廷铸造出来的火炮已经是“头尾周径不能算合，任意大一位一式。”同样是打十斤炮弹的炮，第一次铸造的可能是八千斤，第二次就成了九千多斤。

在鸦片战争爆发前的1835年，清廷在广东虎门各炮台先后添置新铸了八千斤和六千斤大炮共59门，但当水师提督关天培亲临验收时，当场炸碎10门，并炸伤兵丁两名。

化学上的问题其实就是火药。火器的威力，首先是火药决定的，而火药配方的比例对于燃烧速度和储存都有很大关系。从黑火药来讲，炮用火药和枪用火药的配方比例是完全不同的。

还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时任福建提督陈阶平想方设法买到了一小包英国人的炮用火药，在用抬枪试射后，发现射程竟然达到了二百四十弓，也就是四百米。枪还是原来的枪，用了新式火药，射程陡然提高。之后道光便下令兵部修改火药配比，并全国推广。

再有就是训练了。顺治、康熙时代，因为战事不休的关系，清廷规定每年的九月或是十月，在卢沟桥的桥西开炮训练十天，每门炮的射击次数是一百次。后来又改为春秋两季逢“四、九”日演练火炮。

到了乾隆三十五年，经过多次调整，训练时间最终确定为每月五次，每次开三炮，以172.5米为射击距离，中靶率达到十五发十三中就合格。

以上说的还是京城火器营的训练标准，各地八旗和绿营那就没法说了。这年月的火炮训练打的准不准不是第一位的，熟悉操作、给火炮除锈对付上官检查才是最要紧的事。所以打多远要抬高炮口多少度、星斗怎么瞄准、炮位是否堪用都是茫然不知。

据已经归正的前清军黑龙江城炮营协领李彦升所说，在北海镇举兵前，黑龙江城的火器营本应每年训练三天，然而自李彦升当差以来，从未打过一炮，直到沙俄进攻，他们这些所谓的“炮兵”才仓促应战。

自乾隆继位以来，清军历次的大规模战争一旦需要精锐炮手的时候，无不是从京城火器营和武备院调人，还得带上造办处里的那台象限仪才行。

最后一点，就是清军的火器作战模式。

清军火器方阵发展始于康熙时代的乌兰布通之战，到了和噶尔丹决战的“昭莫多之战”，奠定了草原大漠作战的基本模式。即先以远程火力削弱敌军士气，待其濒临崩溃之际，通过骑兵侧击打开缺口，再一举击溃之。

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这一模式一直延续到“八里桥”之战，才宣告完结。

到了乾隆中期，随着在西北用兵告一段落，清廷的军事重心开始转向西南，因该地区山箐深险，火器方阵无法摆开，于是火器的应用方式便由重视战阵训练转为强调个人勇武，其代表就是“大小金川战役”。

位于川西北高原的大小金川在清代的官方记载上说，尺寸皆山，陡峻无比，隘口处所则设有碉楼，累石如小城，中峙一最高者，状中峙一最高者，状如浮图，或八九丈，十余丈，甚至有十五六丈者。四围高下皆有小孔以资瞭望，以施枪炮，险要尤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