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港口内驻扎的广南水军联系，然后又派快船送伯多禄、黎文悦两人前往八卦城跟阮福映禀报。

邓飞在驾驶舱指挥停船，江藩左右无事，便和留下来陪同的郑怀德到甲板上看风景。此时天气晴朗，风和日丽，港口内外一览无余。只见芹滁港内部极为宽阔，水流平稳，东南有山为屏障，将海面上的风浪完全隔绝。然而这么好的良港里，只有七八条不大的广船和几十条小渔船，看上去十分冷清。

郑怀德指着芹滁港周边对江藩介绍道：“子屏先生，我嘉定有芹滁、波忒、美清、仝争、大小海门等十七处海港，惟芹滁港港心深广，四时八风，俱保稳济，无暗沙伏礁、怒涛凶风之患，乃安南第一良港。”

江藩拈须道：“此地群山起伏，河道贯穿，二江为天堑，扼船于海口。某以为，凡在兵事，莫不以山川险要为第一。然兵粮精足，听从节制，赋役刑名，别行经理，方可立于不败之地。”

“先生高见。”

作为嘉定本地的华人名门，郑怀德的祖上在前明就是官宦之家，他自幼苦读诗书，学问在安南华人中算是拔尖的。然而当他和江藩初次见面后，立刻就被对方的学识所折服，随后一路上不时请教，直接就是以师礼侍之。

开玩笑，江藩出身江南文萃之地，师承经学大家惠栋，博览群经，见识广博，历史上那是当过洛阳丽正书院院长的人物，能对整个经学的脉络传承和人物予以大义微言，指摘点评。而像郑怀德这种在安南已经是拔尖的文人，到了江南根本都排不上号。

江藩又问道：“此地来的唐船多么？”

“唐船都是春天乘东北风来，夏日乘南风返回，若是等到秋风一起，那就只能在本地过冬了。如先生所见，那几条船都是暹罗来的。”

郑怀德解释完又轻叹一声道：“自西山变乱至今，官军和西山贼在藩安镇几度大战，唐船来的愈发稀少，去年只来过一条，今年来了也不到十条。”

别看嘉定城周边虽然地势险要，东有群山为屏障，南有密布的江河湖网，易守难攻；事实上从1777年到1788年的11年时间里，嘉定地区在西山军和阮福映之间数度易手，把一个好好的海贸城镇和鱼米之乡给打的残破不堪。

“阮主年轻有为，虽有坎坷，但矢志不渝，再有止山贤弟这样的贤才辅佐，兴盛可待。”

在得知雷神号到来后，广南王阮福映先是大喜过望，不过随后便被伯多禄的汇报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什么？！他们要让本王将大越的北方边界退回到大赌咒河？！还要割让同登和谅山？！！”

别看阮福映目前还只是偏居一隅，可在他的心目中，一旦安南完成统一，那就是一个可以和北方中国分庭抗礼的政权。

作为中原王朝的藩属国，差不多从北宋时期开始，安南跟其他国家的心态就已经完全不同，具体就表现在“华夷观”上。

李朝也好、岛国也好，他们的“华夷观”都是从明亡之后开始自认小中华。即便是邪恶的岛国自称“神州”，以东亚代言人自居，那也是“甲午战争”以后的事了。

那场发生在十一世纪下半叶的“熙宁战争”是一个很重要的分节点。不对等的国力之下，能让北宋军队死伤惨重，战事进展焦灼，使得安南愈发狂傲，南北意识高涨。

南和北是一个相对应的字词，在级别上是等同的。安南因为全盘复制了中华文化和典章制度，又和北宋基本打平手，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的，无形之中就把自己定性为了与中国对等的国家。

在他们看来，中华文明是两个独立的个体，一个是北国的中华，一个是南国的中华，所谓“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分定在天书。”

这种以中国古代的南北朝来看待双方关系的做法，除了可以满足不断提升的民族自尊心，实质也隐含着安南与中国不仅并立而且也同属于一个中华文明的意味。

试问古代中国周边有那个藩属小国敢说出“残害中国国民，兴师问之，欲相救也”这样干涉宗主国内政的话？除了后来的岛国在甲午战争时搞出的那个《开诚忠告十八省之豪杰》。

等到了正统的汉人王朝--南宋灭亡，乃至忽必烈讨伐陈朝失败后，使得安南更以“中国”自视，将自己与中原王朝放在了对等的位置上。

这也是为什么明成祖在讨伐安南灭亡了陈朝后，尽管进行了编户齐民，设置卫所，可当地士人豪强阶层还是拒绝同化，并鼓动百姓造反。

也正是因为这个观念在安南深入人心，所以在另一时空的历史上，阮福映在复国后就试图改国号为“南越”，在他看来，满清已经难称“中国”，他自己才是“中国”。

虽然他那点小九九被嘉庆识破后驳回，而改赐以“越南”之号，但阮朝国内并不使用“越南”，而是自称为“大越南”，之后更是改名为“大南”，与北方宗主国平起平坐之心跃然纸上。

阮福映统一后不以升龙府为都城而选择顺化，其本质上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