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五十四年十月，一道经过深思熟虑的上谕在发出后，顿时引发朝野哗然。奈何乾隆已经御极五十多年，威灵赫赫，不说御史们没人敢上书反对，连所有满蒙王公大臣也不敢多嘴。

“朕恭阅实录内，所载海澄公黄芳度，阖门殉节，忠荩可嘉，业经准袭公爵十二次，以酬义烈。因思绿旗世职，向无承袭罔替之条，但如黄芳度之捐躯授命，大义炳然，自应破格施恩，赏延于世，以昭褒忠盛典。

至如征剿吴逆时。将军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均能忠贞素笃，勇略兼优，于戎务边防。提督陈福，殚心尽力奋勇疆场，抒丹效命。

朕亦令军机大臣、会同兵部、详查国初以来，凡有功册可稽者，通行列名具奏。兹据覆奏，内有殉节阵亡之张国彦、徐勇、郑之文、贾大第......等十七员；又军功较著之惠应诏、梁化凤、仝光英、黄熙瓒......等十四员。核其事迹，或致命疆场，克昭义烈；或折冲阃外，茂著勤劳，均宜锡以殊施。

以上人等，著加恩准其子孙所请，将近派一支，分属归入汉军镶黄、正黄、正白三旗旗分。

国家承平百余年，中外一统，满洲汉人，皆我臣仆，朕亦从不肯稍分畛域。绿旗将弁中，果有荩诚为国，克奏肤功者，自应录叙从优，恩施后裔。若其身历戎行，而选软恇怯，偾事失机，亦必明正典刑，俾师武臣力，知所儆戒。总之示惩示劝，一惟其人功罪所自取，而无所容心曲徇于其间，所以昭信赏必罚之大经，皆于是乎在。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自满清入关以来，还从没有过一次将几十名汉人集体抬旗的事例。一时间，北京城内的满人议论纷纷。

黄昏时分，位于虎坊桥和珠市口之间的韩家潭胡同内，十多家“私寓”都已是角灯高挂，绛蜡高燃。而在一家名为“宝珠堂”的私寓门口，已经是车马盈门，宾客络绎不绝，明显要比其他家生意兴隆。

二十五岁的阮元自从来京城后，还是头一次来这种地方。四月份的时候，阮元高中殿试二甲第三名，之后的朝考又被钦取第九名，充翰林院编修，也就是俗称的“庶吉士”。

从前年会试落地，到如今高中二甲，阮元这两年都是勤修学业，虽然就住在不远的宣武门外，可他从不涉足烟花之地。

来自南京的新科翰林黄镕撩开轿帘，踩着车夫放好的脚凳下车后，对跟着下车的阮元道：“伯元，你看此地如何？”

阮元看了一眼，犹犹豫豫的问道：“正器兄，你我都有官职在身，来此地恐不妥吧？”

黄镕凑过来低声道：“哎~~伯元，你我今日布衣来此听戏，又不做狎伶之举，怕什么！那石宝珠一副好嗓子，专工昆旦，正所谓‘天风吹下许飞琼，解唱当时羽衣曲’。再说这私寓之地，时常能听闻一些朝野之事，你我如今同朝为官，许多事还是要多听多看才好。”

私寓，旧时又称之为“堂子”、“相公堂子”、“下处”等。

清代中期各大戏班成员一般都是集中居住，以方便每日排戏，这就叫“公寓”。但后来因为戏班里的名角儿收入增多，便嫌公寓人太多，饮食起居不方便，于是另租一处自己居住，就叫“私寓”。

旧时北京城里稍有身份讲究的人家，门口都挂有堂号，所以也叫某某堂，或是堂子。比如姓周的可以叫“爱莲堂”，姓张的可以叫“百忍堂”。

这里说句题外话，明清时期即便是王公大臣，也没人在自家门楣上挂个“某某府”的大匾的。谁要真敢这么干，违制不说，丢人都丢到姥姥家去！门口那红灯笼干嘛使的，真拿它当摆设了？

而且就算是灯笼上头也不能写“某某府”，汉人官员只会写个姓，中产人家要写堂号，王公大臣家只写爵号，比如“郡王府”。

雍正时期颁布的废除贱籍令，反倒使伶人在特定的时代中获得了职业的认同，摆脱了行业自卑，开始走向职业化，于是“私寓”便开始“蓬勃”发展。

然而由于从清初时就颁布了有关伶人的《禁官员蓄养优伶》、《禁止戏女进城》等条例，于是女伶不兴，男伶却兴盛了起来。

私寓伶人被称作“相公”，其实是以讹传讹。年少的伶人因为经常在戏里扮演女子，所以原本叫“像姑”，谁知弄了个谐音称“相公”。自从有了这个叫法，京城官员子弟就再也不敢以此相称。

阮元跟着黄镕进了“宝珠堂”正门后，看到院内各处摆放着或黄或白的菊花，清香扑鼻；过道的墙下甚至还有几株绿竹，显得十分清幽雅致，不禁赞叹了一声。

负责招呼客人的小厮长得也是眉清目秀，他显然是认识黄镕，看到后便上来躬身作揖，也不多话，领着二人朝二进院走去。

等走进二进时，阮元不由一愣。只见院子当中设了一个暖棚，虽说四周没有遮挡，可七八个点着上好竹炭的炭火盆却将院内熏的温暖如春，暖棚三面摆了一地的菊花。院中东西厢房和正堂，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