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一些汉人知识分子之所以对留辫子那么在意，其实主要是因为痛恨留发的太平天国。

纵观整个清代，从上到下对“发”字的使用格外小心，满清花了八十多年修篡《明史》，里面从头到尾没用过“一发千钧”这四个字，至于记录皇帝言行的《清实录》里更是没有。以“千钧之重”来形容一根头发，似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薙发令”。

别说汉人了，时下很多满人都不记得当初强迫汉人剃发留辫的历史了，反而认为这本是汉人的习俗。更别说有多少人都不知道，那位坐在北京城的皇帝其实是个满人。

比如在场的钟怀和黄承吉就完全不了解这段历史，两人不时瞥着汪中的鬓角，浑身战栗，额头冒汗。

汪中察觉到了两人的不安，摇头叹气道：“月轮惨惨挂围城，剑戟薄霜寒逾明；乌鹊不鸣鼓角寂，一营唱彻《转五更》。曲声凄苦笛迸裂，此夕三军泪如血；西风萧萧江水寒，饮入我军亦惨绝。新安长平事非偶，自甘骈死古罕有；六七万人无一降，万骨茔高积如阜。”

众人闻言俱是愣住，洪亮吉看向汪中道：“这是容甫新作？”

汪中摇头道：“是赵王做的。”

“嗯？”众人心说那位在朝廷口中祸乱北疆、贪财如命的赵新居然还有这份文采？

好吧，赵新终于无耻了一把，盗用了清人冯桂芬诗里的词句。不过此时离冯景亭出生还有二十年呢，他老师林则徐也刚四岁，不用白不用。

江藩眼圈泛红，长叹道：“六、七万人啊！”

事实上何止六七万，当年江阴守城时算上城外赶来帮助守城的乡民，一共有二十多万人，城内所有男女老少都上场作战。而当城破之时，城中妇女全部自尽，老人、儿童尽皆自焚，只有53人因自杀来不及，被清军强行救了下来。

这段历史被记载于无锡文人计六奇的《明季南略》里，因康雍乾三代的文禁，一直未能出版，仅有手抄本存世。历史上直到嘉道年间文纲稍弛才能出版，但也不全。

今天在座众人都是喜好藏书的，而且江阴和扬州仅一江之隔，所以除了焦循、钟怀和黄承吉外，其他四人都曾私下看过这书的手抄本。

年岁最长的段玉裁轻咳了一声：“诸位，都坐下说话吧。”

此言一出，各怀心思的众人这才纷纷落座，不过因为年龄，中举时间不同，又重新排了座次。

在场的人里，段玉裁是戴震的大弟子，所以论资排辈，段玉裁便坐了左首头把交椅，汪中坐了右首的头把，之后依次是刘台拱、洪亮吉、江藩、焦循、钟怀、黄承吉。

之后坐守徐庄的王长生便带着手下上了茶点，又跟汪中耳语几句，这才纷纷退下。

清代汉学自顾炎武开山以来，由阎若璩、胡渭奠基，惠栋开创，至戴震集其大成，以至顶峰。而从乾隆中叶开始，随着四库全书馆开馆，帝王“治道合一”的形象塑造臻于极致，彻底掌握了文人的话语权。而文人们再也不敢议论朝政，点评政治是非，于是在学术发展上便出现了“人人许郑，家家贾马”的盛况。

无数学者以儒家经典为中心埋头考据，认为典籍越古越真，所谓“凡古必真，凡汉必好”，与着重于理气心性抽象议论的宋明理学不同，形成了后世著名的“乾嘉学派”。

这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以惠栋为首的“吴派”和以戴震为首的“皖派”影响最大。吴派的特点就是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简而言之就是“只要汉朝的典籍就是好的”；皖派则重视三礼中名物制度的考证，从音韵、文字学入手了解古书的内容和涵义。

而扬州学派既继承了吴、皖两派的特点，又发展和超越两派之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这一派以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为首，源头虽然是戴震，但却自成一体。

这一次射阳湖的聚会，除了在京城当吏科给事中的王念孙和在家闭门读书的王引之父子，以及正在京城留馆的阮元外，扬州学派的人已经基本到齐，还多了一个吴派的洪亮吉。

从儒家学问上来说，在场的众人不管是老的还是年轻的，不管是现在还是历史上，都是乾嘉学派中有名的经学大家。

从个人钻研的偏好来说，段玉裁是文字训诂（研究古汉语词义），汪中主攻古今制度沿革，洪亮吉擅长舆地，刘台拱偏于天文音律，江藩精于《易》，而焦循、钟怀、黄承吉三人则是数学。

历史上的乾嘉学派发展到后来，其研究的内容已经无物可考，乃至与社会现实完全脱节，成了为了考证而考证。

争治诂训音声，瓜剖釽析，穷尽天下聪明智慧，搞出来的那些东西于国家强盛屁用没有！这种“精神”延续到后世，“茴”字的四种写法算什么，连《红楼梦》都能给考据出个阴谋论来！

段玉裁是做过县令的人，面对已经亮出身份反清的汪中实在不知如何开口。他斟酌了半晌，这才向汪中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