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就不敢再问。

等开好了房间，张北海领着那女子进了客房，又让伙计端上茶，这才对那女子道：“现在安全了，可以跟我们说说了吧？”

那女子揪着自己上衣的前襟绞了半天，支支吾吾的犹豫着。徐大用不耐烦的一拍桌子，厉声道：“再不说就把你送官！”

此言一出，顿时就把茶女吓的一个哆嗦，一下就呜呜哭了起来。

张北海抬手示意徐大用不要恐吓，用和蔼的语气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茶妹。”

茶妹？这名字真够怪的。

“你是贵州哪里的人？我给钱让人送你回去可好？”

“回去......”茶妹露出了一脸的凄苦，抬起头看向窗外，似乎是回忆起了过去。渐渐的，两行泪水汨汨而下，摇了摇头道：“我不认得路。”

看到张北海对自己十分和蔼，茶妹这才将自己的身世对两人娓娓道来。

她是来自贵州的苗人，十岁的时候去寨子外割草，结果被人绑架，之后又跟着其他被绑来的女子一起运到了四川，随后经过数次转手，被卖到了江北蛮营的青楼当婢女。这一次，人贩子是准备把她卖到另外一家青楼为娼，所以茶妹拼死逃了出来。之前遇到徐大用时，她也是身上没钱，于是就想着用当婢女时学到的歪门邪道弄点钱。

（这里需要说明一点，清代“苗民”不单指苗族，而是包括了苗、侗、彝、瑶、壮、水、布依等二十多个民族。

而“苗疆”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苗疆指的是贵州东部以古州（今榕江县）为中心的苗族聚居区，而广义的苗疆则泛指云南、贵州、四川、两湖、两广等省各少数民族居住的地区。）

纵观清代早中期，贵州苗疆人口贩卖极为猖獗，由于各种原因一直屡禁不止，成为满清政府无法治理的顽疾。

事实上这跟整个明末清初四川的大环境有关。由于清初陆续推行“湖广填四川”等移民措施来充实四川人口，而四川地广人稀的现实也促使和加剧了邻省贵州的人口贩卖活动。

到了雍正时期，在川贵人口贩卖的市场中，已经形成了一条川贩与贵州本地窝家共同分工、共同分赃、组织严密的人口贩卖交易链，形成大小不等的拐骗、绑架人口的贩卖团伙。

比如茶妹，她被人绑架后，先是二两白银的价格卖给了第一级人贩子，被称之为“地棍”的家伙；接着，“地棍”在凑足人数后，又以十两左右的价格将她转卖给第二级人贩子“川贩”；等“川贩”将她贩入川中后，她的身价就涨到了二十多两。之后每转卖一次，价格还能再涨。

以十八世纪末的江苏松江府为例，一石米的市价为一两三钱至一两六钱。也就是说茶女这一条人命，也就相当于松江府的3~4石米。

转卖一个人的价格从“出产地”的“二三两”暴涨到“目的地”的“二十余两”，这必然驱使一批亡命之徒铤而走险，从事这一暴利的不法营生。

虽然满清在雍正时期进行过严厉的打击，可由于明清社会的奴婢买卖是获得官方允许的市场行为，所以一直屡禁不绝。

根据《大清律例》中“略人略卖人律”的规定，人贩子可以到贵州去买卖人口，但是买卖的数量有限制，一般不能超过4~5个，而且必须要在官府委任的官媒那里登记造册，让官府了解被买卖人口的数量、来历和流向。

简单地说就是，贩买人口可以，但是数量不能太多，而且得听官府号令。

可是在现实执行的过程中，允许人贩子进入贵州很容易，要约束和监管他们却很难很难。所以这些看似谨慎推敲的条文，实际上是给贩卖贵州人口提供了法律依据，把无数噬人的魔鬼释放到了贵州的土地上。

其实在这个时代，汉族女性也一样面临着被买卖的命运。封建时代的妻妾女儿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金融工具”，当一个家庭面临生存危胁时，卖妻嫁女就是一种避险手段。

后世的经济学者发现，清代中国许多地区对于妻、妾、寡妇、童养媳的区分定价，跟一般商品和资产交易市场的定价规律基本一致。

（最耸人听闻的，是来自于乾隆年间巴县的一份诉讼档案。一名姓秦的妇女，在八年的时间里前后被人卖了五次之多。）

别说四川、贵州了，就是北京城宣武门外的骡马市，后世很多人光知道那里交易牲口，却不知道那里曾经还有个“人市”。

那位写过《国榷》的谈迁，在其游历北京城时就曾亲眼见过，顺承门（宣武门旧称）内大街有骡马市、牛市、羊市，还有人市，旗下妇女每天来买卖的人极多，牙人一般都是谈好条件后去对方家里，要么带人去，要么就是去看“货色”。

至于徐大用当初去洛阳买下插标卖身的陈继山兄妹，那简直是太平常不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