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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汪中看来，自北宋以来，随着“道统观”的形成，天下读书人一直实践着“以道自任”的政治理想，凭借道统话语权与代表治统的皇权相互制衡。

不管是朱熹还是后来的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他们都认为道统有着独立于治统而存在的优越性，而儒家士大夫必须要有自觉保存“道统”的使命感。在儒者心目中，理尊于势已是共识。宋明以来，儒家士子无不希冀按照“道统”的理想来整饬人间秩序，达到将“政统”纳入“道统”，这便是所谓的“致君尧舜”。

汪中当时问赵新，你以为是文字狱让读书人怕了，这才甘愿给满清当奴才吗？

赵新的回答是肯定的。不仅是他，穿越众里几乎人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可汪中接下来的话完全刷新了赵新的认识。他说文字狱这种事古来有之，历朝历代屡见不鲜，只不过到了本朝最为残酷暴虐而已，而自乾隆继位以来更是扭曲到了极致。

让很多中国人引以为豪的宋代，文字狱之多数不胜数。奏邸之狱、乌台诗案、同文馆之狱、车盖亭诗案、胡铨奏疏案、李光《小史》案、《江湖集》案等等，前后大约几十起。明代更不用说了。

是，刑不上士大夫，皇帝不搞抄家灭门，可他玩流放啊！宁做中原死鬼，不做边地游魂。古人到了烟瘴之地的南方没有不生病的，很少能熬到大赦还乡。

可是宋明时代即便士大夫们因文字狱屡遭迫害，可他们还是固守道统，用尽各种方法和皇帝分权，为什么到了清朝就玩不转了呢？

汪中告诉赵新，真正的原因不是文字狱，而是“治道合一”！

随着康熙时代皇帝“治道合一”形象的建立，儒家士子所凭借的道统“与君王共治天下”的崇高政治理想终于破灭，士人籍以批判政治的道统权和话语权丧失，由此才会被文字狱拿捏的欲死欲活。

那些担心“道之不行”的在朝理学儒臣在其间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通过“经筵讲习”方式试图将异族皇权纳入道统，这便加速了满洲贵族，尤其是清初皇帝的儒学化过程，最终完成了“征服者被征服”的历史性转变。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旗人家庭的规矩比汉人还严还繁琐。你不是说我们是蛮夷吗？我就比你们汉人还要讲规矩，讲礼节！事实上也正是满族权贵的汉化，才加速了“治道合一”的步伐。

其实顺治年间皇帝参与经筵的程度并不高，可是从康熙开始，随着经筵会讲的频率逐步增多，好学的康熙对儒家文化的掌握也有了一定的自信，经筵的性质也就悄然发生了变化--从儒臣向帝王传授汉族文化，转换成了帝王发表自身见解并训示汉人臣子的一种手段，士人“帝王师”的角色逐渐丧失。

学识堪为儒者师的康熙一手以“大一统”重构华夷之辩，另一手以文化认同消解种族之别，到了雍正时期的《大义觉迷录》才瑧于完善，同时再佐以文字狱的政治高压，最终垄断了对“道统”的阐释权。

这可不仅仅是文化解释权，而是“真理”解释权！

在明清封建社会，道统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传统君权受到道统制约的理论失去了存在的理据，皇权意识发展到了极致，皇帝以“天下师”的角色管制平民百姓，任何对清廷统治构成威胁或不合乎帝王治统的思想言论都遭受了严厉打击。

如此一来，读书人也就自觉舍弃了自身本应有的话语批判权。政治理想没了，精神自由也没了，于是士人们便只能在“私”的方面表达个人思考，这也就是清代为什么会兴起“考据学”。

士人们希图在考据中寻求一种义理的表达，从而形成新的话语权，籍着考据的外衣能够在“公意”之外表达个人“私意”的思考。他们借着对儒家经典的考据来间接地批判现实政治，在考据中采取比较隐晦的发表话语权的方式，一方面既可以摆脱文化专制的控制，另一方面仍然关涉着现实政治，扮演辅佐、观察、纠正现实政治的角色。

所以什么故国山河啊、汉人衣冠之类的都只是表象，曹鹏拿这个跟刘墉掰扯，根本说不到点上。

其实到目前为止，尽管北海军大胜清军、大败罗刹、蹂躏幕府，可乾隆也好，刘墉也好，包括很多士人都是非常看不起北海镇的，所以也没什么人前来投靠。

在他们眼里，北海镇就一群没文化的贼寇！

满清起码还“治道合一”，北海镇连“道统”都没有。不讲道统，那简直就是士人阶层的敌人，比满清还蛮夷！

要不是赵新扯着末代赵王后裔的虎皮，李朝的人连鸟都不会鸟他。

赵新看到火候差不多了，决定继续添把柴。他盯着刘墉的眉心道：“刘大人，我夫人托我向您问个好。”

“此话何意？”

“这次你是代表乾隆来跟北海镇谈判，于公而言，两国交战不斩来使，所以我对您客气。要不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