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要求进行了装修。

整座医院的规划占地3万平米，第一期修建了八千多平米，一座两层的钢筋混凝土小楼，六座大木刻楞房。目前的日门诊量在50~80人次，住院床位50张。

如果按照规划面积修建完成的话，广场西边的一个居民区要整体搬迁才行。

目前一层的科室包括了警卫室、两间门诊室、抢救室、静脉注射、抽血室、库房、护士站，以及若干空置房间。二层是专门为现代众们看病的VIP包房和VIP病房，以及超声、X光、肌电图、脑电图、心电图检查室。楼外的五座大木刻楞房中，有五间是按照两人一间屋的规模设置为病房，另外一间是手术室。整个医院的能源供应目前由两台1兆瓦的柴油静音发电机提供，轮换使用。

为了给患者带来舒适温馨的环境氛围，舒缓不良情绪，在洪涛的强烈要求下，医院内使用了大量的节能照明光源。

闻着空气中浓烈的消毒水味道，看着眼前明亮的走廊和房间，蓝白两色的墙壁，一尘不染的地面，马卡留斯神父被彻底惊呆了！他连脚都不敢迈了。这是医院？！

想象一下十八世纪的欧洲最“先进”医院吧。

随着人口数量的激增，特别是在那些迅速发展的城市和工业重镇，很多医院落下了害虫泛滥、肮脏不堪和死亡率高的恶名。这些医院也被称为“走向死亡的通道”。

曾经有人这样描述设在巴黎的主宫医院。“这是欧洲所有医院中规模最大、房间最多、最为有钱、同时也是最为可怕的一所医院。各种病人鱼龙混杂，有时，3人、4人或者6人被塞在一张病床上，活人的旁边躺着死的和濒死的，病人身体的气味令空气污浊，致病的微生物从一个人传染给另一个人……人间痛苦和悲惨景象历历在目。”

马卡留斯本人是在修道院学习期间接触到医学的。而十八世纪沙俄的修道院医院不是用于治疗病人，而是照顾无家可归的老人和残疾人，也包括麻风病人和梅毒患者。即便是他后来师从英国来的著名医生，但以十八世纪的西医状况而言，马神父的医学认知水平可想而知。

比如某位著名的英国医生曾对一位死于产褥热的病人进行了尸检，并摘除了其盆腔器官。最可怕的事来了！这位医生将这些器官装在了自己的大衣口袋里！然后就去给好几位妇女接生。结果不用说，那几位妇女陆续都挂了。

让我们再想象一个画面。长着一嘴黄牙的罗密欧，靴子上尽是大便的痕迹；一辈子没洗过几次澡的朱丽叶，满头油腻。向往自由爱情的少男少女们是否还心驰神往？

十八世纪欧洲的各个主要城市都是一样的肮脏无比、臭气熏天。事实上，用叉子作餐具是在十八世纪中期以后才流行开来，在这之前欧洲人都是用刀将食物割开，然后用手抓着吃。单独的餐具、盘子和杯子的使用也是18世纪中后期才开始有的；人们在喝汤时往往共用一个器皿，用一个酒杯喝酒。

所以知道为什么马神父会对北京城的生活恋恋不舍了吧？即便清代的北京城里一下雨雪就变得泥泞不堪，可至少每家每户的院子里都有独立的茅房，十天半月都会有人上门清理。没人会跟别人用一个碗喝汤，也没人用手抓着吃饭。

马卡留斯被门卫和治安警带到一间屋子里，等他一头雾水的坐在椅子上，便看到那个小个子门卫从一个抽屉里拿出了一把亮光闪闪的剪子和一把折叠小刀。

“你你你们要干什么？！”

“剪胡子！”

“不！”终于醒过味来的马神父开始咆哮。

话说罗马教廷从中世纪开始，就一直推行剃须的政策。这么做的目的，不过是要将凡人与神职人员区分开来。而东正教会的蓄须传统，则被罗马教会视为“异端”。

不过根据统计，在天主教会历史上的266位教宗中，有188位蓄须！在沙俄人的生活里，胡须象征着勇气、象征着成熟、忠诚、积极和精力充沛。

门外的洪涛听到了更衣室内的争吵，他推开门对马神父解释了半天，试图让他明白胡须里有着太多的寄生虫，这对北海镇医院的卫生环境来说是绝对不允许的。

“马神父，你不是想知道什么叫卫生吗？这些都是卫生的一部分。”

马神父争辩道：“我在船上每天都洗澡！我很干净！我，我非常卫生！”

在雷神号上的两天里，鉴于马卡留斯和费拉蓬托夫身上的臭味，赵新让士兵用枪指着，强行命令他们洗澡。在众目睽睽之下脱光衣服，这让两位神父感到极为耻辱。

“剪了！”洪涛见劝说了半天仍然没有效果，只好来硬的了。于是脸色一变，对治安警点了点头。治安警随即从腰间掏出了左轮手枪，顶在了马神父的脑袋上。

马神父在船上曾经见识过这种小火枪的威力，赵新特意让人给他和费拉蓬托夫演示过。他知道只要对方扣动扳机，自己的脑袋就会四分五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