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咏霖一番讲解，与会众人纷纷陷入沉思，并且随着他的讲解缓缓点头，了解了其中的道理。

复兴会监察部主任孔茂捷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所以主席的意思就是国家制定法律，强行规定不论是荒年还是丰年，不管是什么情况，地主绝对不能抽取四成以上的粮食，把这条线划死，可低不可高，以此维护佃户的利益？”

苏咏霖点了点头。

“对，就是这个意思，佃户没有议价权，甚至本身都不在朝廷户籍统计范围之内，无法得到朝廷的保护，这种情况无限类似于古时候的隐户，这样的情况本身就是咱们所不能接受的。”

苏咏霖接着说道：“用这样一条法律，可以维护佃户的利益，让佃户即使在荒年也不会因为失去议价之权而饿死，限制地主之胡作非为、囤积居奇，我以为是于国于民都有利的事情。

我们需要知道，地主剥削的越多，产生流民的可能性就越大，而一旦产生流民，需要为此付出代价的就是官府了，地主们把这一部分代价强行甩给官府，自己吃的脑满肠肥，哪有这样的好事？”

复兴会庶务部司长周翀听完苏咏霖的话，皱起了眉头。

“主席，这样做自然是好事，我们都知道，但是，这真的能执行到位吗？且不说朝中必然有人抗议，就算朝廷通过了这一法令，真的能在地方上予以落实吗？

若要落实此策，必然要判定粮食总产量，若要保证公正，必须要官方介入进行称重，需要官府派人介入地主和佃户之间，而这样一来，地主们能答应吗？您也说了，这会引起全国范围内的震动。”

很多人附和周翀的意见，认为这样的政策好归好，但是执行起来必然很难，肯定有很多人阳奉阴违，政令推进困难重重。

这种事情想都不要想，几乎是必然的，很多古代著名的改革策略都是推进起来困难重重，有些甚至要花费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才能缓缓推进，比如张居正任内开始全面推行的一条鞭法。

尽管如此，也会面临人亡政息的危险。

对此，组织部长江育也提出了自己的忧虑。

“就算朝廷强行推进，强行派人介入地主和佃户之间，那么地方上的那些地主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很有可能会清退一批佃户，只保留最低限度的劳动力。

土地是他们的，官府不能强夺，这样一来，不用等到灾年，地方上准会出现大量影响稳定的流民，如此，岂不为大明之忧患？”

对，这也是一个问题。

不少与会会员赞同江育的看法，觉得这条法律一旦推行，必然引起重重困难，更严重的是效果还没见到，首先就会出现影响社会安定的大批流民。

地主群体是否会进行武装抗议也未可知，这非常麻烦。

而与之相对的是另外一群复兴会会员。

他们认为苏咏霖这样做是对的，对于这种不公平的剥削压迫的现象就要与之奋勇斗争，领导佃户们推翻那些丧尽天良的混蛋们。

田珪子代表这些复兴会员作了发言。

“佃户辛苦劳作，地主坐拥大量土地，什么也不做，不用下地劳作就能坐享其成，还能强制从佃户手里夺取超过一半的劳动果实，佃户饿的脸色发青，地主却面色红润。

在座的诸位也有不少都是出身佃户之家，难道不知道佃户的辛苦与凄惨吗？改变这一切，不就是复兴会建立的初衷吗？如果为此畏首畏尾不顾佃户死活，复兴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田珪子作了发言之后，会场沉默了一阵子。

田珪子的部下、庶务部民政司的负责人陶永光随后也做了发言。

“我以为，田总理说的是对的，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问题总有解决的办法，主席也说过，不能因为有问题就不去解决问题，不能因为担心会出问题就畏首畏尾不去解决，如果这样的话，复兴会和那些腐朽的官府有什么区别？”

以田珪子和陶永光为首，这批复兴会员坚决支持苏咏霖的想法，强力要求推进这一政策。

以周翀和江育为首的这批会员倒也不是反对苏咏霖。

周翀站起来发言。

“我们只是考虑的更多，只是觉得这样做在大明刚刚建立的此时此刻会引发巨大的震动，使得国家不稳定，大明尚未统一神州，周边还有很多政权。

西边的夏国，南边的宋国，东边的高丽，北边的草原骑兵，这些都是我们潜在的威胁，如果我们自己出了乱子，他们难道不会趁火打劫吗？”

陶永光对此坚决反对，站起来予以反驳。

“国家的稳定始终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的稳定，局部地区或者领域出现震动是正常的，我们出现问题，这些国家内部未必就没有问题。

我听闻夏国内斗严重，夏国国王李仁孝与国相任得敬之间明争暗斗，内部十分分裂，他们难道有余力干涉大明？

宋国也是如此，农民起事此起彼伏，宋国疲于镇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