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右之地，在凉州内一直都很特殊。

自从河西之战后，汉武帝将归降的匈奴浑邪王、休屠王部落族人，内迁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与云中五郡后，重新填满河西走廊的人口成分也演变出独特的风格。

那时，河西走廊除了残留的匈奴部落，还有逐渐渗透过来的羌人部落，以及戍守边地的将士卸甲归田。

但成分比率最大的，却是“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的举措。

大量的囚犯、罪吏、商贾或浪荡子等等，被强制迁来屯垦戍边，形成保存自身性命与为国构筑边关防线融为一体。

这些人迫于生存，不可避免养成了“抱团取暖”的观念。

后来，又有一些人通过耕读、军功或丝路利益发迹，形成豪右、大人、酋首等“强者称雄、弱者徒附”的形态。就如南中之地的“南人”一样，内部同气连枝自成一体，鲜与外部势力连通、不信任外人。

哪怕后来汉献帝复置雍州刺史部，让凉州仅剩下河西走廊、金城与西平郡，河西同样与河湟不相容。

羌胡杂陈，是凉州的特色。

人们也历来以河西主胡、其余郡主羌氐来分隔。

但河西的“胡”，并不是单纯的特指匈奴、月氏、秦胡等部落。

而是但凡在河西走廊繁衍生息的非汉家黎庶，哪怕是迁徙而来的羌人部落，也都一并被称之为胡。

如在武威与张掖二郡之间的卢水胡，得名的缘由是依着卢水流域繁衍生息，部落的构成可不仅仅是胡人。

这种复杂的特性，让河西人们的奋争，大致可归类为四种。

其一，是求温饱能继。

黄沙遍地，唯有依着河流水域方能生存的地方，温饱问题尤其严峻。

所有不想沦为徒附或奴仆的黎庶，还有饱受欺压的羌胡部落，都期盼着官府的苛捐杂税能少些，天灾人祸也少些，让他们在天增岁月中不饿死冻毙。

其次，乃求立世信义。

如盖勋，守臣子忠贞，不畏强权，有亢董卓之锐。

如庞淯与杨丰等，心慕义士之节，义之所在，不惜性命而往。

再次，乃求财问利之徒。

如昔日董卓帐下部将郭祀，在郡内便是祸害一方的马贼，成为董卓余孽后，所行所为更是滔乱天常，堪称罄竹难书、遗臭万年。

最后，便是求割据一方的野心家。

如在持续一百年的西北羌乱中，河西走廊的部落与豪右就鲜有参与，而是想趁朝廷无力顾及的时候，大肆倾吞田亩、收徒附壮大自身。待到实力膨胀了，亦或者是朝廷腾出手前来制约了，便起兵叛乱，以武力实现割据的野心。如黄华、黄昂、和鸾、颜俊与张进等。

在郑璞的建言中，便是针对了最后一种人。

不仅是如今河西走廊的局势，就是山头林立的割据状态。

更是因为他觉得，前三种人并不会影响到大汉收复河西之地后的长治久安。

求温饱的黎庶不必说，对比逆魏的苛捐杂税，生活在有“蜀科”遏制豪强的大汉治下，是一种幸运。

秉信义立世之人，也无需忧虑。

试问，先帝刘备再续的汉室，孰人能以仁义苛之？

至于那些马贼或游侠儿，若不愿被大汉收编为卒、继续为非作歹，届时讨灭了便是！

再者，天下汹汹数十年，人皆思安。

只要将河西那些野心家悉数讨平、遏制豪右倾吞田亩欺凌小民等，又有多少人愿意去给自己头上添个贼名，让宗族与门楣皆蒙羞呢？

因而，他对根治河西沉疴痼疾的建议，乃是“对冲”迁。

不管是豪右也好，羌胡部落也罢，只要是在河西走廊拥有一定实力的，皆要分一半宗族往巴蜀定居；田亩牧场等也划分出一半来，大汉会在巴蜀画地补偿。

可美其名曰成“河西光复，天子怜边关生计艰辛，乃赦‘边人不得内迁’旧制，许各家或宗族分半数入蜀地安居”。

而填补人与地空白的，乃是巴蜀豪族。

以丝路利益的名义，作为他们前期支持大汉北伐的反哺。

如此一来，河西权势者在实力大减之下，便没有了与官府对抗的资本；再加上巴蜀豪族迁入，破开当地盘根错节的权力格局，河西走廊自然就有了长治久安的基础。

至于这些人愿不愿意嘛，杀鸡儆猴即可。

一只鸡不行就两只，两只不行就三只，杀到他们就范为止！

大汉的威加四海、“凡日月所照，皆为汉土，江河所至，皆为汉臣”的霸气宣言，就是诞生在火与血中！

何足道哉！

郑璞大致说完自身想法，又紧着加了一句。

“丞相，璞窃以为，久病当以猛药医。彼河西地处边陲，人心难附，朝廷政令亦难以约束，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