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整个河湟谷地，并非是一片大型冲积平原。

而是由湟水水系诸河谷，及积石峡以西的一段长约200公里的黄河河谷所组成的；可分别将之称之为“湟水河谷”与“河水谷地”。

湟水河谷占了西平郡疆域的十之七八。

南北两侧由拉脊山脉与达坂山脉夹在中间，从西海东北角（海晏县）发源而来的湟水，从中间浩浩荡荡东去，于四望峡处注入大河。若是看形状，湟水河谷十分类似于一片树叶。两侧山脉蜿蜒而下的支流与湟水都是脉络，一同将这片树叶灌溉成为沃土。

且气候温润，可满足农耕的需求。

这也是为何繁衍于此地的羌人部落，皆半农耕半游牧的缘由。

生活在这里的羌人，往往占据一段河谷抑或者湟水支流的肥沃山沟耕牧，建立种号部落，各自称雄。

此乃优势，亦是弊端。

优势，乃是指羌人部落不用像河套平原的鲜卑、匈奴等游牧民族那样，过着典型的逐水草而居的生活。每岁通过耕种储存的粮秣，增强了他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弊端，则是每条河谷的羌人部落，都是自成体系，彼此各自为政。不管是通过战争兼并抑或者血脉融合成为一体，还是共盟抵御外敌，皆堪称几无可能。

此生存状态，也是造就湟水河谷内叛乱频发的缘由之一。

中原王朝统治此地时，通常会采取“拉拢一部分、打压一部分”的手段，区别对待，避免他们联合，以便于维护官府的权威。却常常因为执行之时，把控不好权衡的度，从而引发一些被打压的种羌忍无可忍，拉拢族人举起叛旗。

从而，也导致许多旁观的种羌，出于投机获利的心理，半推半就的加入叛乱。

且许多本地汉人豪右，不会放弃这种播种自家野心的机会。

西羌叛乱难以根绝，并非偶然，亦非必然。

自从汉军夺取了陇右之地、对凉州虎视眈眈后，魏国为了集中兵力与精力对抗汉军，有一些明智之士，也开始思考安抚羌人部落的办法。

魏雒阳庙堂的衮衮诸公，乃是采取了减少了河西四郡的关隘的通行费用，让出丝路利益让他们不与大汉合流。

魏征蜀护军郭淮，转来金城郡任职后，便通过恩威臧否来立信。

对不臣者，驱兵讨之；率众臣服者，则是问老恤幼、宣晓仁义，让众羌皆服。

而生长于凉州的庞淯与杨丰却大为不同。

他们在整个凉州的羌胡各部中，皆威信甚著，缘由乃是心中所秉承的信念乃是“义”。

春秋战国时的“义”。

人恩我，我杀身以报。

人虽无恩于我，义之所在，我亦往之。

对待羌人部落也是如此。

他们二人前来任职后，先是逐一拜访了各个种羌部落的首领，问明各人所期所求，随后才前来寻督金城、西平二郡兵事的郭淮。

给了两个选择。

其一，若是魏国愿意提供粮秣辎重，他们可招募三至五万羌人为魏国而战。

但是这种征兵法，忠诚是没办法保证的。

战事若胜了，这些羌人绝对会再第一时间抢占战利品，甚至不吝于对袍泽拔刀相向。

若是战事显出颓势，就要提防他们临阵逃脱，抑或者是临阵倒戈的准备。

就如凉州每每羌乱一样，每个部落都见利忘义、树倒猢狲散。

另一，杨丰可募得三千至五千羌人为“湟中义从”，为魏国死不旋踵。

前提是这些义从的家眷，魏国必须安置至肥沃的河谷中栖息、不可再征调赋税。

且庞淯胆敢以身家性命担保，只要魏国能将汉军抵御在湟水河谷之外，不让汉军威胁到那些羌人部落牧场及田亩的前提下，那些羌人部落绝对不会叛乱。

这两种选择，郭淮更倾向于后者。

兵贵精不贵多。

比起军心不定的乌合之众，三五千义从羌更令人安心。

且他兼领着护羌校尉，若能招募义从羌，正好可充实护羌营。

只不过，免去赋税的做法，涉及到了魏国的军制，不是他可以作主的。

万幸，魏大司马曹真十分器重于他。

当他上禀之时，曹真的回复仅寥寥数字，曰：“伯济但且放手施为。日后，如此事务知会于我即可，朝中我自会周旋。”

如此信重，让郭淮感恩戴德。

亦无有了汉魏争锋时，湟水河谷羌人部落可能会动乱的后顾之忧。

领兵马三万有余，前来大河畔的积石峡，对阵李严所领的大军。

乃别遣将军郝昭领本部五千余人，在大河畔立下营寨，遏制汉军往大河下流寻道进入湟水河谷的道路。令将军杨丰督领湟中义从羌在拉脊山东麓豁口，与郝昭互为犄角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