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中国历史发展到宋代,出现了一些新气象。整个社会不再看重出身,而看中在现实社会中的地位和财富。对人身的限制开始减少,奴婢等制度开始废除,整个社会开始进入雇工时代。随着蒙古入侵,这种积极的改变被中断。后来明朝受蒙古影响,比宋朝实际大大退步了。更不要说清朝还要加上一层民族压迫,比明朝还要更退一步。
后世的人看历史,很难保持一个客观的心态。比如宋朝,赞的夸到天上去。说社会繁荣,市井文化兴盛,文化上达到一个高峰。黑的黑到土里去。说对外谁也打不赢,对内只有一个开封府繁华,天下其他地方民不聊生。繁荣与文化只是少数人的,大多数人比其他朝代过得更加惨。
这样情绪化的说法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历史没有益处。客观的说,思想文化上,宋朝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不只是诗词兴盛,文化繁荣,更是因为文人有意地在思想上的突破。北宋的正统争论,让宋朝对王朝正统的认识,以欧阳修为代表,进化到了以治乱来评价。某种程度上,与后来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异曲同工。这一大改变,是中国思想上的重大成就。更不要说名目繁多的洛学派、蜀学派、关中学派等等名目。还有事功学派、理学派等等争论,对于儒学进行了深入控索。
在社会治理上,不管是朝廷还是百姓,官员还是农民,不再认为出身决定人的一生。譬如后世有人讲的一篇,说是天下第一骈文,伪托的吕蒙正。吕蒙正幼年贫穷,后来高中状元,加上其侄子吕夷简的功劳,造就了宋朝典型的豪门吕家。之所以说典型,因为吕家是学术传家,而不是靠着有多少土地当大地主。当然吕蒙正是状元,文学素养再差,也不可能写。更不要说宰相杜衍,从小就四处流浪。后来中进士,做到了宰相。
但不能据此就认为宋朝在社会治理上就达到了什么了起的水平。制度是制度,规定是规定,在实际中未必能够有效执行。比如奴婢买卖,利用养子养女制度的缺陷,假托养子养女之名,而行奴婢买卖之实广泛存在。思想上探讨虽多,真正制度化,能够实行的实际少之又少。
既不能否认宋朝在思想探讨、开拓的进步性,也不能夸大其社会的先进性。宋朝只是在思想文化上有了一些有益的开端,这是比明清进步的。
至于宋朝的军事,说是一无是处应该是过了,对于后人教训多于经验应该不算过分。
玉奴和萍萍就是这样的出身。妈妈本是个女妓,年纪大了,便买了她们两个女孩儿过来。可惜两人没有天分,只能靠出卖身体,养活一家。
黄员外听了玉奴讲述,偷眼看一边坐着的萍萍。果然发现萍萍虽然恬静,骨子里却风情万种,看起来自有一种风味。看了看萍萍,再看看玉奴,两人各有各的好。
玉奴道:“开封城破,我与妈妈和妹妹失散,碰到了官人后做了他的外室。妈妈和妹妹两人逃到了陈州,没有办法,只能做旧日的营生。前些日子,萍萍碰到了一个恩客,父母逃到了唐州,在那里过得极是得意。可惜这恩客没有多少钱,无法赎了萍萍的身契。”
黄员外一愣,问道:“既没有身契,你妈妈如何肯让萍萍来到襄城?”
玉奴叹了一口气:“我们终是妈妈一手养大,说是身契,还不如说是给她的养老钱。妈妈也是因为养老,没有办法,对我们管束并不太严。”
说到这里,玉奴看着黄员外,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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