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

彼时，朝廷也看到了其中问题，于是在正德五年(1510年)，朝廷便出台了长芦盐场高下互相搭配开中的政策。议准长芦运司在官盐课，‘量场分远近定为四等，召商中卖，高下相搭’。

不唯如此，除了在长芦盐场内部高下相互搭配开中之外，朝廷还实行南北互相搭配开中之策。然而，一些盐商通过买通盐场官吏，成功地规避了长芦盐场内外部的搭配。时载‘近官吏为奸，北场派多，南场派少，五六年间南场积至数十万引，贻累灶丁’。故长芦盐场内外部的搭配之法治标不治本，效果不彰。”

朱翊钧很是不悦，恨恨地道：“盐商贪心不足，盐官见利忘义，皆可杀也！”

这也就是句气话。高务实为官多年，深知人心唯私，如果制度上没有手段限制，指望盐商、盐官大义忘私纯属白日做梦。

反过来，所谓“皆可杀也”，同样也做不到——可杀？都杀了换一批就能好？朱元璋剥皮揎草杀得人头滚滚，他洪武朝的贪官难道就少了？制度设置有问题，利益分配没理清，你就是杀一百万也是白搭。

“皇上不如再听臣说另一方面。”高务实淡淡地道：“由于后来朝廷过度开中，导致那些交通便利、距离批验所近的盐场，其所纳的本色盐课远远不能满足开中盐商所需的食盐数量，因此盐商也被迫长期守支。

于是，朝廷又出台了余盐买补政策。这所谓余盐买补，是指‘令客商派定场分守支完即打引出场，若无见盐者支许于本场买补’，即允许开中盐商向灶丁买补余盐以凑足正盐，从而通过打破余盐官收，不得私自买卖之旧规，解决盐商守支问题。

正德五年，议准长芦运司在官盐课，‘其远年不敷盐斤，官为立法，令于纳剩余盐自相买卖’。”

朱翊钧皱眉问道：“此策可有效用？”

高务实语带嘲讽地道：“余盐卖补的做法，一方面刺激了交通便利盐场灶民生产的积极性，从而推动了其盐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却更加恶化了那些交通不便地区盐场灶民的处境，迫使他们走上贩卖私盐的道路。

当时便有御史朱廷立指出，‘(商人)近便场分买补，图省道路工脚之费，以致本场勤灶纵有余盐，商人不肯收买。欲要货卖，又有私盐禁例，是以勤灶既无以供煎，又无以度日，凡遇凶荒，悉多逃亡。’

也就是说，盐商若不去边远的盐场收盐，那些盐场的灶民若不贩卖私盐的话，便只好逃亡。故余盐买补政策也没能有效解决交通不便导致盐场盐斤难销的问题。”

“再后来呢？总得有个解决之法吧？”朱翊钧的脸色已经有些难看了。

“后来啊，长芦盐场灶课改折，走向了折银之路。”高务实叹息道：“其后官仓贮多风雨消折，因生弊窦，于是议令灶户每引折价二钱贮库，以给纳粟支盐之商，使其自买场盐，是为折征银两之始。

长芦盐场盐课改折白银的具体时间，臣也记不太清了[注：其实是我没查到资料]，但是至迟不晚于嘉靖九年(1530年)。

当时因‘离小直沽批验所窎远，支掣既难，盐课倒墱相继’，于是嘉靖九年时，经长芦巡盐御史傅炯题准，青州分司所属济民、石碑、惠民、归化四场盐课继改折布匹之后，又进一步改折白银，‘令每灶丁每盐一引，纳银一钱，给商买勤灶余盐补数’。至嘉靖二十九年，沧州分司所属十二个盐场的盐课几乎全部折银。

具体来说，当时议准沧州分司深州海盈场灶户，内除盐山县近场一十三户办纳本色，其居住真定府衡水县等户，每引纳银一钱；利国等一十一场岁办入津等仓课米，每石征银五钱；其海盈等一十三场折米盐价银，旧例七分五厘，今减一分，各征完，赴司类解。”

朱翊钧蹙着眉头，认真思索着，缓缓道：“朕看这盐课改折，既符合盐场灶户之利，也顺应了高文正公与你这些年改革的总体趋势，那么这一次总该有些改善了吧？”

高务实微微一笑，道：“盐课折银，‘纳折色于运司，以给商人’，确实可谓一举两得。这一来，既有效地解决了灶丁因盐斤消融而饱受赔纳之苦的问题，又顺应了商人乐意开中交通便利地区盐场的意愿，从而起到恤灶和裕商的效果。”

朱翊钧面色一松，刚想夸“贤伯侄实乃大明能臣”，却不料高务实还没说完。

高元辅语气一肃，沉声道：“但是，盐课折银也滋生出一些新的问题：一是与以往盐场运作模式相比，多出一个灶户卖盐得银的环节，而在此环节之中，灶户往往易遭遇盐商蓄意压低盐价的风险。

二是灶户从盐场的束缚中挣脱出来，离开盐场，改务他业也就势所必然。特别是在‘各场灶滩草场为豪强所侵，或转相买易’后，失去生产资料的贫弱灶户，显然无法保证生产，只能被迫逃亡。”

朱翊钧闻之愕然，而且他有一点没好意思立刻问出来：你舅家蒲州张氏……算不算豪强？蒲州张氏成为长芦盐场的“大股东”，有没有强买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