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与内阁之监督。

臣所陈之策，皆出于忠诚之心，为国家长远而计。若蒙陛下恩准，臣当尽心竭力，以期西域监察工作得以完善，确保边疆长治久安。臣不胜惶恐待命之至，谨奏。”

如此三道奏疏，可谓各有侧重。

刘綎的奏疏主要是说明战争过程，最后向朝廷询问行止——是就地转为固守已经获取的西域之地，还是稍加修整之后再次追击察哈尔部。

这当然是他应该考虑的事，毕竟此前高务实的命令就分了几种情况。最基本的一种情况就是只需要他击败察哈尔部，收复西域故土。在此情况之下当然有一些小问题，比如现在伊犁河谷的确已经到手，但费尔干纳盆地却还没有。

所以，刘綎的问题其实是：现在我部是先确保伊犁河谷的稳固，还是继续进军把费尔干纳盆地也拿下来？

如果还要拿下费尔干纳盆地，就属于第二种情况了。即一次性攻取高务实西域战略所划定的两大战略区块——伊犁盆地和费尔干纳盆地，以便将此二地打造成明军对中亚进行战略威慑的两只拳头。

能不能拿下费尔干纳盆地呢？高务实上次去禁卫军京北大营商议大明军事编制改革的时候，戚继光就对此有过献策，只不过有些冒险，而且对实施前提有较高的要求。

王庭撰的奏疏则是提出了西域稳定发展的全面策略，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教派等多个方面的建议，旨在为西域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他这个甘肃巡抚本来就在此次西征作战中充当后勤负责人，相应的自然也要关注西域收复之后的安顿工作。而且，很显然他看出了高务实让他做这个甘肃巡抚的用意——现在是甘肃，将来却要管西域。

西域收复于高务实秉政之时，第一任行政主官自然也必须出自实学派中，甚至更明确一点说，就是要出自“高党”。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即便高务实不说，天下人对此也有所准备，而且并不会觉得过分。

熊廷弼的奏疏则专注于西域都护府的监察体系建设，建议设立专门的监察机构——察院，以确保都护府及其下属机构的公正高效运作，并强调了监察机构与中央政府之间的信息流通和监督机制。

察院制度本身没什么奇怪，大明各省都是如此。只不过熊廷弼将西域都护府的察院职能明确了不少，而且掺入了一些私货。比如按照他奏疏中的说法，就明确了内阁对西域察院的监督权力。

要知道，大明各省的察院本质上只是围绕该省巡按御史一人来运转的，而巡按御史这个职务相当特殊，他甚至不必向他所在的上级衙门——也就是都察院负责。

没错，当御史挂上了“巡按”名头，就只向皇帝本人负责。只有当巡按御史交卸巡按职责，重新回到都察院成为单纯的监察御史，才需要向都察院的主官左都御史负责。

那么如果西域将来的监察制度采用熊廷弼的建议，就会形成“都察院指导，内阁监督”的双重领导体制——当然，理论上最终的决断权还是在皇帝。然而众所周知的是，一旦内阁也有了明确监督权，实际就一定会大大代替皇帝的直接管理——正如现在朝廷的行政权一样，万事都先经过内阁一手，皇帝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只能按照内阁的建议来决策。

汉弗莱爵士有过名言，大意是：我们要给首相几个选项，让首相觉得自己是可以选择的。但选项里有两个选项意思差不多，剩下的一个选项则基本不可能实现，比如向法国宣战或者轰炸华沙。

内阁同样可以这般影响皇帝，比如给皇帝的建议有三个，其中两个大差不差，另一个但凡是个正常人都不会选，于是皇帝大概率就只能按照内阁的意思下旨。

不过话说回来，大明官场比大嘤官场多数情况下还略好一点。原因在于，大明内阁很少会被同一派人把持，而只要有不同派系的阁老存在，双方就可能内斗，继而很难完全操弄皇帝的思维。

好在，如今的内阁基本上是高务实的一言堂了……

说回监察制度。别问为什么内阁拥有监督权就成了领导西域巡按——看看大明巡抚的发展，巡抚一开始就是朝廷派往地方监督当地官员的，久而久之却成了名正言顺的领导该省三司的当地最大官员。

另外与王庭撰一样，熊廷弼也猜到高务实会用他继续做西域巡按御史，因此他在奏疏末尾的说法也和王庭撰几乎一样。

三道奏疏摆在高务实面前，他沉吟片刻，心中已有定夺。他知道，西域的战事虽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但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稳固这片新收复的土地，使其真正融入大明的版图。

西域毕竟已经丢了六百多年，当地汉人根本找不到几个，只有行商之中还有一些，因此要想稳固下来确实有很多工作要做。

高务实决定，首先回复刘綎，指示其继续完成对叶尔羌等地的收复，然后在确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