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年间就厉害了，免税额度达到了一万亩——但始终还是有限额的，大部分官绅理论上多少都要交点税。

当然，像高拱那种“自辅储至参钧轴，历三十年而田宅不增尺寸”的，可能达不到交税的额度，但这种人属实是少数。毕竟就连高务实，他名下的田产都远不止万亩——虽然他买的田地都是用来搞新作物试验的，但超了就是超了，超过的部分也是要交税的……不过他交税是出于以身垂范的目的，按照当前的环境，他本来也可以有很多方法不交税。

后世有人考据推算(注：《明朝有功名人士免税估算及明朝税收讨论》)，明朝士绅合法免税的耕地，不到全国耕地总面积的2％，这点田地免税其实不会对明朝财政构成多大冲击。从明朝的农业税来看，宣德时期时明朝农业税大概是2700万石，万历六年时的农业税大致是2670万石，跟明初差不多。

但还是那个问题，条文是一套，实际运行又是一套。明代中后期地主士绅的免税特权被滥用了，限额成了摆设。再加上“拖欠”税收和诡寄、飞洒、花分、欺隐等各种钻空子的方法，明朝的官绅事实上不怎么交税了。不仅有官职和科举功名的人能免税，哪怕是没有任何官职和科举功名的地方实力派一样可以免税。

但不管怎么说吧，依照法律，大多数明朝缙绅的免税不是合法的，其性质是利用权势“逃税漏税”。高务实现在要做的，也不能说是彻底大改明朝田赋制度，而是堵住“逃税漏税”的口子，并且这件事也没想着一蹴而就，而是先从军屯田地开始做起。

至于为何官绅能偷税漏税？因为“皇权不下县”，收税都由地方乡绅办理。既然让士绅和地方实力派替朝廷“免费收税”，那被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上下其手捞好处也就不可避免了。

鞑清时期给皇帝买鸡蛋的太监，在有工资的情况下都能把鸡蛋从三文钱加价到三十两，不拿工资替明朝“免费”收税的士绅和地方实力派干点逃税漏税的事岂不理所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玩过网游的都知道，免费的才是最贵的！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官绅一直在偷税漏税，那为何明朝以前能收到税？为何以前士绅和地方实力派的逃税漏税没有后来那么严重？因为明朝后期发生了几件大事。

第一件大事，大明朝的“中产阶级”大量破产。

明朝和汉唐等大一统封建皇朝一样，在开国前期存在大量以自耕农为主的“中产阶级”，这些人承担了明朝的主要税收。但到了明末，随着以自耕农为主的“中产阶级”大量破产，负责实际收税的官绅已经找不到足够的“中产阶级”替朝廷承担税收了。不仅农民大量破产无钱交农业税，而且没有官绅背景的普通工商业者与城市平民也大量破产。

农民是因为土地兼并而破产，工商业者与城市平民则是被明朝坑人的“买办”制度搞破产的。在明代，“买办”专指给宫廷和官府供应用品的商人，属于强迫性的“商役”，是徭役的一种。

相较于实物贡赋而言，“买办”本是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进步方式，但由于明朝官方在“采购”物资时可能少付钱甚至不付钱，这就给明末的商人阶层和城市平民带来深重的灾难。

隆庆间，大学士高拱就说过，他亲眼目睹，“招商买办”使里巷中“有素称数万之家而至于卖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拆毁一空者，有潜身于此旋复逃躲于彼者，有散之四方转徙沟壑者，有丧家无归号哭于道者，有剃发为僧者，有计无所出自缢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复有矣”。

万历年间，朝廷对商人实行了完全强制性的“佥商买办”，然后出现了“脱逃相继，甚至剃发断颈，市子割女”；“有自缢投河者”；“富者各投势要百方避匿，止余下人家力不能营求者抵数代死”。

到了崇祯年间，这些情况不仅没有改善，甚至变本加厉。由于战争，朝廷在向农民加派的同时，继续实行“佥商买办”粮草，更使无数大小商人“椎肌剥髓，抢地呼天，赔累惨重，苦极一时”。其结果是商业凋敝，整个经济因此而一蹶不振，社会矛盾进一步加剧。

原历史上的明末，除了“均田免粮”，李自成的大顺政权最得人心的口号就是针对商人和城市平民的“平买平卖”和“公平交易”。朝廷中比较清醒的官员如孙传庭，也认识到“剿寇必先安民”，整顿吏治时要求“日用买办，不许亏累行户”。

士绅名下的工商业不纳税或少纳税，没有士绅保护的工商业又在明朝官方竭泽而渔般的掠夺下普遍破产，这时候的崇祯要是能收到大量商税，那才是奇哉怪也！

或者说，明朝其实一直存在“买办”这种跟“抄家”差不多性质的恶劣“商税”，最后终于在崇祯朝把几乎所有没有官绅保护、能收到税的工商业全给榨干了。

这方面最典型的案例，是1643年崇祯尝试通过印发新钞挽救明朝的财政，但当时明朝连印制新钞票所需的“钞纸”都征集不到——印行5000万锭新钞估计需要20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