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从老家越后迁移到会津不足半年，丰臣秀吉便撒手人寰。

“天下人”丰臣秀吉的死对日本而言自然是天大的大事，上杉景胜身为顾命大臣之一，自然不可能在这紧急关头回领地去。他跟重臣直江兼续一直待到庆长四年八月下旬，才有机会回到新领国。

按照丰臣秀吉生前的指令，大名家在没有批准下，是不可以私自在领地里大搞基建的。但是，考虑到上述上杉家的情况，实在也是情有可原，因此没有人去追究。

另一方面，德川家康目前明面上的继承人德川秀忠在三月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上杉家正在领地内进行建设，在写给上杉景胜的信中也表示理解之意。换句话说，上杉家进行领地建设一事，其实早已通知周边，就连不接壤的德川家同样知道此事。

更重要的是，所谓堀直政告发的说法，在后世只出现在上杉家的史料、军记小说，以及大名鼎鼎的“直江状”里。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动作，足以惊动远在百多公里外、没有跟会津直接接壤的堀家的话，那么与会津接壤的大名也应该会报告才对，但在史料上却丝毫没有找到这方面的记录。

因此，德川家康与上杉景胜之间出现的矛盾，最大的焦点显然并不在于上杉家的领内建设问题上。

真正的问题有两个，一个与藤田信吉有关。这位出逃的上杉家臣逃到德川家康的领国后，没有任何动向可循，他逃出上杉家的原因也是扑朔迷离。一般相信他是因为当时的上杉家完全由直江兼续以及他的党派控制，出身他国的藤田信吉日渐被孤立，最终出走上杉家以求发展。

同时后世还有个可供推论的证据，即藤田信吉在关原之战后，获德川家康封赏为一万石的大名，于是有史学家认定藤田信吉因为挑起事件，让德川家康有机会压制上杉家而立下功劳，才会得到赏赐。

也就是说，这部分学者推测正是因为藤田信吉于二月下旬逃入德川家康领地后，便告发上杉家有不轨举动，使德川家康有了机会出手。

虽然部分学者这么认定，但仍需指出的是关于藤田信吉的记载，除了“直江状”外，基本上在历史上这位藤田信吉没有任何存在感，他的名字也基本消失在史料中，直到关原之战的封赏中才再次出现。

因此，他到底是否告发上杉家(或者说是诬告)，也只有上杉家的记录中出现过，并没有自他史料可以左证，几乎可以认为是个孤证，按理说是不应该采信的。

第二个原因则是上杉景胜身为顾命大臣之一，后来到了庆长五年初春仍然没有上京，向主君丰臣秀赖行礼贺拜。

实际上，当时在京都、大坂，上杉景胜没有上京的事早在四月初便成为话题。比如四月初八，岛津义弘在写给岛津家久的书信里就曾经提到：

由于景胜不上京出动，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多番斡旋，但还是无果而回。尹奈昭纲(此人为德川家臣)将于本月四日出发前往奥州(意指前往上杉景胜的居城会津)。

到了四月二十七日，岛津义弘写给兄长岛津龙伯的书信中再次提到：

鉴于长尾大人(意指上杉景胜)延迟上京，(这里指德川家康)知悉后已派尹奈昭纲为使者，连同丰臣家的奉行派出的使者，于十日从伏见出发前往会津。他们预计会在六月回京报告……据称，内府公(这里指德川家康，原历史上德川家康是内府，本书中是左府)因应(这里指上杉家)回答内容，或会亲自率兵讨伐。

两份书信的内容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上杉家是因为延缓上京而遭到指责。第二，在此前，增田长盛和大谷吉继已经为这事做了一些调解工作；第三，岛津义弘在第二份书信里提到德川家康与丰臣家的奉行联手派使者前往会津一查究竟。

关于第一点，如果排除感情因素，德川家康是完全有资格以丰臣秀赖之名，要求表面上属同级的上杉景胜前来与丰臣秀赖见面的。在当时的武家规矩里，臣下缓怠，没有准时谒见主君，会被视为不忠之举，严重者将被主君和其他家臣视为有意谋反，会遭到围攻。

排除德川家康背后的谋划，单纯从岛津义弘的两封书信就可以看到，迟到并非是德川家康神经过敏，当时的许多武家也同样对此事议论纷纷。

而第三点，同样可以看出，对于这件事并非只有德川家康派出使者，丰臣政权的奉行同样也派出使者去质问上杉景胜。根据岛津义弘的另一封信可以得知，代表丰臣政权的是同属于五大老之一的毛利辉元。

这就意味着，上杉景胜延迟上京，的确并非德川家康故意找茬，因为丰臣政权的奉行和另一位与上杉景胜交好的大老毛利辉元也认识到当中的问题严重性。因此，这更加说明了这次矛盾在一开始并非后世日本通论众所认为的领地私自建设问题。

在会津建设问题上，无论是德川家还是上杉家周边的大名，都没有相应的记录。说明，对于上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