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国统治时间较长的封建皇朝几乎都经历过收不到税的窘境。

西汉末年收不到税的结果，是王莽发动了意在平均地权、解放奴隶、超发货币的王莽改制；东汉末年收不到的税的结果，是大量卖官鬻爵，把国家政权让给了替东汉朝廷消灭黄巾军的新军阀；唐末收不到的税的结果，是长安的收复要靠回讫雇佣兵，并且以允许回讫抢劫长安作为报酬，同时这时候的唐朝对各地的藩镇割据无能为力。

鞑清前期跟大明一样，是依靠合法免税的“军户”压制不能合法免税的“民户”。只不过明朝合法免税的“军户”是锦衣卫和锦衣卫背后的军功勋贵集团，以及挂靠在其名下的各地卫所军头；鞑清合法免税的“军户”则是八旗集团和汉族军阀；至于明清两朝的士绅，名义上是不能免税的“民户”。

雍正搞“士绅一体纳粮”，建立在八旗军事集团支持的前提下，这和原历史上的万历帝依靠宦官、锦衣卫向士绅征收商税、矿税本质上是一样的。宦官的背后是皇权，锦衣卫的背后是勋贵——明版“八旗”集团。

而且跟明朝的勋贵一样，鞑清的八旗后来也腐朽了，鞑清也经历了从能够收到税到收不到税的转变。哪怕雍正杀了个人头滚滚，终于搞出了“官绅一体纳粮”，可是到了乾隆时期，税又收不上来了。

乾隆逐渐败光了雍正留下的家底，嘉庆则靠抄和珅的家补贴了一部分财政收入，然而到了道光上台，财政困难到开始在龙袍上打补丁——这个举动虽然是象征性的做法，但逼得他要做这种行为艺术，本身也说明了彼时财政的困难。

不止中国，在近代一直代表所谓“先进制度”的西方国家一样发生过财政困难，而且这种困难还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原因。

西方国家当年解决财政问题的最终办法，大多并不是逼自己国家的富人多交税，而是通过对外军事侵略和殖民扩张，通过扩大剥削对象来解决自身的财政困难。

正因源头如此，所以后人才会看到一些“令人诧异”的“怪事”：等到欧洲的殖民主义体系瓦解，欧洲的军事力量也急速衰弱。

而到了高务实穿越前，随着米国经济发展的渐趋停滞，其每年的财政赤字已经占到整个发达国家财政赤字的八成，债务余额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约100。该国查尔斯顿大学教授范登堡甚至表示：“米国财政已经走上一条不归之路。”

与财政困难相对应的是，米国的军事力量也在收缩，开始从中东和阿富汗撤军。也就是说，还没有明朝历史长的全球第一帝国，已经像明朝那样面临财政困难、军事收缩的窘境。

此时似乎可以得出两个假设：其一，如果米国像明朝那样不能靠借债缓解财政问题，那么恐怕也已经要爆发“甲申国难”了；

其二，如果明朝可以像米国那样向全世界借钱(金融霸权的收割)，则恐怕还能活很久！

跟中国古代相比，现代中国和西方国家多了国债作为税收的补充，借以缓解财政危机。

但凡稍稍研究过财政危机的规律就会发现，财政危机是跟经济危机直接相关的：如果经济发展得不好，“中产”大量破产，则税收自然减少，而财政危机自然发生；经济发展得好，“中产”大量增加，则税收自然增加，财政收入自然充沛。

所以，现在大明的财政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能交税、肯交税的人群规模持续减少，能避税、能免税的人群规模持续扩大。

故，要想解决财政问题，其实只有两个思路：要么让肯交税的人变得有钱起来，要么则让有钱的人变得肯交税起来。当然，最好是双管齐下——我全都要！

不过说是这么说，“全都要”毕竟困难重重。比如前者，归根结底就是提高全民收入，这在农业时代是异常困难的。因为生产力就摆在这儿，你不可能做到“物资产出极大丰富”，而帝制封建国家显然没有搞全面扶贫工程的社会思想基础。

因此高务实只能考虑第二种方案，即让有钱的人变得肯交税。

可是有钱人往往也有权，或者能通过花费相对较少的钱来实现权力为他服务，继而避免因为交税而损失更多的钱。这个时候高务实就必须准备两手办法了。

刚才说过，雍正能搞“士绅一体纳粮”的根本原因在于八旗军事集团的支持，同样的道理，高务实要想顺利推动类似的改革，也必须拥有大明朝廷中军事力量的支持。

是不是草蛇灰线，一些事情变得有迹可循了？是的，高务实这么多年南征北战西伐东讨为的是什么？

只是消除大明朝的边疆隐患么？只是建立个人的无匹军功么？并不是。

高务实想要获得的，是他在大明军事体系中无人可及的威望，是大明军事体系从上到下对他的极大认可，甚至是各大“军区”主要军力实际控制者们对他的个人崇拜——崇拜到但凡他高务实有所指示，他们都会下意识的奉为圭臬、立刻执行！

换句话说，高务实虽然并无改朝换代的想